晚上看来，虹口区的弄堂老墙像个罹患皮肤病的老太，层层叠叠的招贴字报长满一身。压着梨膏糖的招贴半张纸，王沐天“啪”地按上了自己的杰作。他故意贴得高一些，一个仰视才能看真切的高度，那是他心中事业至少应有的位置。
然后，就像来时那样，王沐天拔腿就跑。灵猫一样的小身影飞快地跑出弄堂，留下一串蹬蹬蹬蹬的脚步声。被他贴在墙上的招贴卷翘起一个角，被风呼扇起来，那上面是幅漫画，一个矮胖的日本兵用三八枪打着膏药旗，旁边用毛笔写着：“打倒日本短腿猪猡！”
对十六岁的王沐天来说，他理解的抗战就是这类行动，而这样的夜晚，就是他们的抗日战役。
“撒库拉，撒库拉，雅又一莫萨拉哇……”
几个醉醺醺的男声合唱着一首日本歌，歌声从挂着“居酒屋”招牌的日式小酒馆的布门帘里传出来。
1939年的上海，日本歌交杂着西洋乐，法国的咖啡、英国的雪茄、鸦片烟的迷香中，法国梧桐的树叶沙沙作响。明枪铁骑的骑警巡逻在英法日的各个殖民区里，维系那里的歌舞升平。
1939年的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调色盘。这样的歌声随处可闻，是半座城市的背景音。
王沐天猛地转进街角，几乎是把自己扔到墙上。他背心贴着酒馆的窗根儿又笑又喘，探出头去瞄着来路。一只秃尾巴扫帚戳到了王沐天的鼻尖底下，扫帚上浸透的机油气味呛得他顿时咳嗽起来。三四双半大孩子的眼睛里闪着坏笑和紧张，盯在王沐天的脸上。
“我们早贴完了，又是你最后！”带个方眼镜的小郑压着声音说。小郑是一群孩子里年纪最大的一个，顺理成章成了头头。他人瘦成一根竹竿子，正是蹿个子的时候失掉了营养，但因为年轻的缘故，瘦也不觉得嶙峋，说起话来爱端架子，惯是一板一眼。
王沐天不爱听数落。他潦草地夺过扫帚，跟七街六巷里拼凑来的小战友们蹲在窗根儿下，试了试投掷的角度。
这是早已部署好的作战计划，王沐天伸手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众人蹲在这里等他，无非等他口袋里这亮晶晶的小东西——嚓地点燃，整支扫帚轰然燃烧成了火炬。就着刚才拿捏好了的角度，王沐天兜手把火炬往酒馆里一扔……
“跑！”王沐天大笑着蹿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