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耍猴人一听说我要和他们一起扒火车，都不愿意。他们都不相信我能吃这个苦，同时也担心路上带着我会增加麻烦。离开鲍湾村之前，我终于在张云尧家说服了杨林贵，让他月底出发去成都耍猴时带上我。我跟杨林贵说：“带上我，肯定能帮到你的。”临走时，我再三嘱咐杨林贵，准备出发时一定要提前打电话给我。
10月中旬，我开始为这次出行做一些必要的准备。这时候，原打算陪我一道去的同伴却反悔了，说不能冒险去扒火车。我知道扒火车的危险：上小学时，我家所在的洛阳玻璃厂后面就是洛阳列车编组站，我和几个小孩去编组站扒过车，那时候铁路工人看到我们也不管。有一次，我的一个小伙伴差点从车上掉下来，如果真掉下来，不死也得残废。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去编组站扒车了。这次去扒火车，想起来都觉得危险。这种冒险的事情，我也根本不可能强求别人来陪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冒险了。
其实，我心里也有些犹豫：谁知道扒火车一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我当时在给《焦点》杂志做稿子，身上有他们给我的一个记者证，我还找到《中原铁道报》的好朋友铁柱，让他帮着开了张铁路上的介绍信，又通过省公安厅的朋友，与四川省公安厅的朋友取得了联系，心里这才有了些底。为防万一，给老婆和儿子一个交代，我在保险公司给自己买了些人身保险。后来我才知道，扒车本身就是违反保险条例的，真要出了事，保险公司根本不会赔付。我做的事情，江湖上称为“扒荒车”。
2002年10月23日，杨林贵打来电话，说他的班子准备在27日出发。我又联系了几个摄影的朋友，希望有个同伴和我一起冒险，但到最后一刻，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去冒生命危险。看来，这次我只好孤身一人了。
26日，我从洛阳坐火车到达南阳，再换乘汽车，一路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鲍湾村和杨林贵见面。我还是住在张云尧家里。那天天色阴沉，虽然是10月份，天气却异常寒冷，还飘着小雪。杨林贵决定推迟几天出发，看看天气再走。他说要是在火车上遇到这样的天气，雨雪交加，会把人冻坏的。
29日，有人来跟杨林贵商量，要转让给他两亩地。当时杨林贵家只有五亩地，想多种地、多收粮食，就要租种别人的土地。价格商量好后，杨林贵开着家里的拖拉机，把这两亩地耕完之后，种上了小麦。
我是第一次到杨林贵家。他家有个方形的院子，对着村里道路的外墙贴着瓷砖，用村里人的话说，门脸看着很是光鲜。进门后左首是厨房，右首是拴着三只猴子的房间，堂屋里正对着门的墙上是一个三扇屏的大镜子，上面是毛主席的大幅画像。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眼里一直都是被神化、被爱戴的人物，领袖的形象和地位很难在他们这代人的心里根除或者弱化。
屋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冰箱外，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沙发已经破了，床看上去凹凸不平，用十几根木棍在床架上拼出床板，然后铺上一张苇席和一床薄薄的褥子，杨林贵和老婆就在这张床上睡了十多年。屋子后面的两层楼，堆的都是粮食和杂物。站在院子外面远远看去，杨林贵家还很入眼，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象。当时修建这栋房子花了5万多，用的大多是杨林贵耍猴赚来的钱。杨林贵告诉我，在没有耍猴之前，他们家只有一间土墙瓦顶的破房子，家里的床只有三条腿，另外一条腿是用砖头垫起来的。
杨林贵家最值钱的就是一台四轮拖拉机，这也是杨林贵用耍猴赚的钱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