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唐作藩
五十年前即 1 9 5 4 年 8 月下旬我们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生从广州调来北大。9 月初中
国科学院语言所所长罗常培先生在翠花楼宴请从中大来的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周达夫先
生和黄伯荣讲师；我这个小助教亦荣附骥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先生，同时也是第一次见
到了吕叔湘先生和陆志韦先生、丁声树先生。王力先生和吕先生也是第一次见面，虽然他们
已有多年的通讯联系，并曾互赠语法著作。记得那次相聚大家特别高兴，气氛非常热烈。
我第二次见到吕先生，是在两年之后，王力先生派我和许绍早兄去听取吕先生对《汉语
史讲义》“( 语法发展史部分’)的意见。那时吕先生住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 1 2 号楼二层
一套三居室里。吕先生对王先生送给他的讲义油印本看得很认真、仔细，跟我们逐章逐节地
谈了他的意见，我们在带去的讲义上一一作了记录，回去向王先生汇报。王先生要我们在修
订《汉语史稿》(中册)时，认真考虑吸取吕先生的意见。吕先生与王先生的诚挚友情和谦虚、
严谨的学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年秋季开学时王先生又请吕先生来北大讲授
“《马氏文通》研读"。不仅本科高年级学生选修这门课，而且我们汉语教研室的研究生和青
年教师也都去听课了，受益匪浅。由吕先生开创的这门“《马氏文通》研读’后来成为我们北
大汉语史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之一。
自上世纪 5 o 年代末我开始为汉语专业本科三年级讲授“汉语史’，在备课时也试着作点
语法史的研究。6 o 年代中我写了一篇短文《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起源时代》，投寄给《中国
语文》。编辑部请主编吕先生审稿。有一天吕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那时他住在端王府附
近)，指点我这篇小文的不足，让我再作些修改。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文修改后
直到 1 9 8 0 年才发表在“文革"后复刊的《语言学论丛》(第六辑)上，但我并未忘却吕先生的教
诲。
此后虽然也不时见到吕先生，但往往是在各种会议上。由于他很忙，找他的人又很多，
我只是到他面前问问安就走开了。1 9 8 0 年王力先生八十华诞，倪海曙先生约请叶圣陶先
生、胡愈之先生、吕叔湘先生等发起筹备祝寿活动，除了当年 8 月 2 0 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隆重庆祝会，还要编辑出版纪念论文集。吕先生与王力先生交情笃厚，不仅写了学术论文
《( (马氏文通)语法体系中的几个问题》)，而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王力先生 1 9 8 6 年 5
月 3 H 病逝后，吕先生翌 H 晚即写了悼念文章，发表在《人民H 报》(5 月 1 6 H )上。1 9 9 0 年
怀念吕先生 9
8 月 1 o一1 2 日北京大学举行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语言学研讨会。吕先生收到了出席 8
月 1 o 日纪念会开幕式的邀请信之后，在 8 月 1 日写给我的信中说“：本月十日王先生的诞辰
纪念会我是要争取参加的。只是近来的天气湿闷，气压低，我很不舒服，百事俱废。我希望
到时候天气不再是这样。"结果终因身体不适未能与会，但他还是寄来了书面讲话。文字不
长，但情真意切。他特别称赞王先生做学问“专一’与珍惜时间的精神。他说王先生“把所有
可用的时间都用在治学上。王先生也有社会活动，也有其他干扰，但他不让这些事情打乱他
的工作’，吕先生说“：很多人常常遇到一些干扰，也许半天，也许只一两个小时，可是心收不
回来，随随便便就把一天报销了。而王先生不是这样，事情一过，他又回到他的书桌上去
了。’作为老朋友，吕先生是很了解王先生的。其实吕先生与王先生一样，都是做学问很专一
的，他们那种“从不浪费一分钟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吕先生还非常关心《王力文集》的出版工作，他曾给我写过两次信询问《文集》的编辑出
版情况。1 9 9 2 年二十卷《王力文集》全部出齐，吕先生在来信中说“：王先生的集子出齐了，
值得庆贺。我承蒙逐册惠赠，非常感谢。’
吕先生清正谦逊，宽厚待人，所以能健康长寿，活到九十四岁。晚年身体比较虚弱，住进
协和医院疗养。大约是 1 9 9 7 年秋天，王师母夏蔚霞先生让我陪同去医院探视吕先生。正好
我也有这个想法。那天天气比较好，缉志师弟也正好有空，开车送我们到王府井协和医院。
吕先生住在一间高干病房里，他让我们坐在外间客厅里，他虽然瘦弱一点，但精神还不错，还
从冰箱里拿出荔枝来让我们吃。我剥了几个递给吕先生，他笑着吃了。这是吕先生留给我
的最后的印象，永远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