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理性、精密都是科学的特征；而对科学的追求，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大的追求。二十世纪以科学标榜的心理分析批评、新批评和神话基型论，都为文学批评开阔了崭新的境界。批评家从心理分析入手，揭开《 自君之出矣 》一诗的性象征，姑勿论这样的诠释与作者原意和历史背景有无出入，如果这种析评是开风气之先的话，则不愧是出色的招数（ tour de force ）。用新批评手法论诗、论短篇小说，往往使人对作品的技巧叹为观止（ 梅祖麟和高友工析《 秋兴 》八首和欧阳子析白先勇的《 冬夜 》，可算是代表性的论文 ）。借神话基型论看出李义山《 燕台诗 》的四季象征和《 锦瑟 》诗的远征情境，这种批评，是二十世纪才有的“郑笺”。这些批评的理论和手法，都是传统诗话词话所没有的。为了扩大视野，每一门新的批评理论都值得我们注意和斟酌采用。不过，一如拙文《 王国维〈 人间词话 〉新论 》结束处所言，“说不定有一天心理分析学再度把作品变为研究作者生平的资料；基型论则把文学批评沦为人类学、文化学的附庸；而新批评的精读细析则流于机械化，读者会不胜其繁碎，看到一首二十言的小诗，竟有二十页的分析，而立刻避之则吉。那时，如果没有新的批评方法出来取而代之，或增而益之，那么，印象式批评也许会东山复出。”
东山复出云云，似乎说得危言耸听，其实艾略特早在二十年前就发出过警告了。艾略特以为文学批评的功能在“促进对文学的了解和享受，……我们先要欣赏诗，觉得乐在其中，才能对诗完全了解。……倘若我们过分强调享受，便会沦于主观性和印象性。……三十五年前，令我们困扰的是后者，亦即印象式批评。……今天，我们似乎应该警惕，不可只有纯粹解释性的批评”。（ Eliot，On Poetry and Poets，N.Y，1957，p.131 ）李察兹虽重方法学，却颇有点自知之明。他尝言：“诗受到的折磨已经太多了，有人读诗，只为了找些东西来研究研究；有人读诗，则为了应用自己心爱的理论。”（ I.A. Richards，Practical Criticism，N.Y，1929，p.302 ）二氏所论，就是喧宾夺主的问题了，值得有心人深思。
印象式短小精悍的批评，是很难喧宾夺主的。上引的拙文，接下去这样说：“印象式批评还有另一存在的价值，它那种以少言多、以简驭繁的手法，是任何文字和言说所绝不能免的；即使最详尽的文学史，不管是哪一国的，也免不了概括性的描述；日常言谈中，即使最重精分细析的‘新批评’家，有意无意之间，也往往扮演了印象式批评家的角色——朋友闲谈时问你看过某本小说或某部电影后，对它的评价如何，你能‘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一天一夜吗？这时，概括的、生动有趣的比喻式评语，就大派用场了。”轻视印象式批评的人，以为它是“较坏的批评”，可是，我们要借用严羽的话说：“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至少，印象式批评可提供若干灵感。《 沧浪诗话 》认为李白飘逸，杜甫沉郁；余光中先生用“小心求证”的方法，说明此“大胆假设”可以成立（ 见《 中国古典诗的句法 》一文末段；又梅、高二氏论文亦可说证明了老杜的沉郁 ）。叶嘉莹女士的《 迦陵谈词 》，亦用类似且较细腻的方法，支持了《 人间词话 》中不少印象式评语。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印象式和新批评式的批评，竟是殊途同归的吗？二者的差别，是否只在所用语言简繁之异？
（ 1976年5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