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跟联合国的确还是有缘分的。从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1964年我从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时候，我本人并不想到外交部工作。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是共青团员，也不关心政治，所以脑子里没有到外交部工作、到政府部门工作的想法。我就想搞搞学问，做什么呢？首先我想考研究生，研究西方美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文对外广播，我们学英文的，那时候天天听这个，我挺佩服里头几个播音员，声音很好听，第二个志愿是考这个。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这两项目标、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最后还是把我分配到外交部了，后来我知道，这不一定是我考得不好，而是内定了要我到外交部的，我怎么扑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分配到外交部后。到了外交部并没有让我们到部里去工作，我和同时招的二三十名全国各个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被送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去进修，那时候叫翻译班。加上63届的和65届的学生，实际上一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修的差不多有八九十人。那么为什么外交部把我们这么一大批人招去以后，不到外交部工作，放在那里呢？后来才知道，当时估计中国快要进联合国了，把这些人招来储备，准备一旦进联合国派用处。为什么当时外交部会有这么个考虑呢？因为联合国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参加了联合国，慢慢改变了联合国里头的力量对比。同时60年代的时候中法建交，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所以，中国参加联合国，用我们的政策性语言来说，即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就被储备在那里。现在看来，储备在那里的近100个学生当中，后来真正进联合国的只有寥寥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要说缘分，首先一个缘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国去一样，不管我怎么奋斗都离不开这个。
到了外交部翻译班学习以后，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我们到牛田羊军垦农场一年半，江西干校一年半。到1971年，我们这批人又陆续调回外交部。1971年初，上级发个调令让我回外交部，到哪里工作呢？到外交学会工作，当时我正好在担任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副组长，正在关键时候，走不开。怎么办呢？江西干校的校领导就让另一位同志先回去，顶替了我到外交学会工作。等我做完 “五一六”的调查，外交学会的工作已经没有了，上级就安排我在欧美司的国际组负责关于联合国的工作。所以这两次偶然的机会似乎注定了我今后要做联合国的工作。
这十几年的联合国工作，我有什么感受，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首先，从我到欧美司国际组说起，当时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计票，估算一下那年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那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共同发起的一个提案。美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反制 “两阿提案”。我的任务是估计一下票数，美国的提案通得过或者通不过，我们的提案通得过或者通不过。我凭什么来估计呢？我就凭各个使馆报回来的情况，跟报纸上透露的情况来统计，按照我统计出来的票数，那年我们打败美国重要问题提案的票数刚刚超过半数，能够打败美国的提案取得胜利。我看到这个消息当然很激动，马上拿去找我们的领导。我的领导说：“小伙子，沉住气，要留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