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天爸爸的合伙人卡斯德拉先生撞见我们这一幕。
“你们在干什么？”他大喝一声。醺醺然的气氛一扫而空，爸爸和我重新戴上了眼镜。
“你不是看到了吗？我们在称体重。”
爸爸说。卡斯德拉先生无意继续这个话题，烦躁地走进了玻璃帷幕后头的办公室。那里面对面摆着两张胡桃木的办公桌，桌前各有一把旋转椅。那是他和爸爸的座位。
卡斯德拉先生是在妈妈离开后才来和爸爸一起工作的。妈妈是个美国人，芭蕾舞演员。她二十出头的时候跟她所在的舞团来到巴黎巡回演出，并在那里邂逅了爸爸。接着两个人定下终身。结婚后，妈妈继续在巴黎的音乐厅——比如帝国音乐厅、街头艺人音乐厅和阿罕布拉音乐厅跳舞。我现在还保有她所有演出的节目单。不过几年后，妈妈思乡成疾，回了纽约。爸爸答应她，一旦他处理好“生意上的事”，就去美国一家团聚。不管怎么样，爸爸是这么对我说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妈妈离开我们是另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