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与杨墨互补的双边关系中既有相互容忍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它们始终在谈判、斗争，更多的时候也在草签和平共处的协议。当儒道互补承认杨墨互补处于一定限度内，以至于能让老百姓都成为顺民时，则对其放任不管，所谓“与民休息”；否则，就斥之为“刁民”、“流寇”，予以强行教化、血腥镇压。当杨墨互补承认儒道互补处于一定限度内，以至于可以让民众过上相对平安放纵的生活时，则同意它对自己进行统治，所谓真龙天子出，河清海晏；反之，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起义成风、革命上瘾就是自然的事情，所谓“予与汝偕亡”。更重要的是，庙堂与民间也有可能相互走向对方。如果说儒道互补更多是从统治和政权稳定的角度对人进行外在约束，具有浓厚超验的特性，杨墨互补更主要的却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人进行内在的描述，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心灵的现象学。因此，精英阶层在高谈和大做儒道互补的“文明戏”时，也不妨切切实实暗唱杨墨互补的花脸。比如朱熹就曾与儿媳成奸，也曾为打击政敌不惜严刑逼供和栽赃。这就很难说是“正心”、“诚意”、“天理”以及“尽灭人欲”了。两者的复杂关系还体现在另一面上。比如唐朝清官李涉博士以一曲“他日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居然使打劫强人躬身退去 。与其说李涉急中生智，不如说强盗与李彼此惺惺相惜，互相爱重。而小百姓要想更好放纵自己以至于能高高在上地“兼爱”，厕身庙堂的打算也就应运而生，此即所谓“公门之内好修行”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对举。因此，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文化是什么互补，说儒道与杨墨互补也许更加合情合理。一部二十四史，何处不可为此作证！
儒道互补是正史文化（史官文化）的理论支柱，因为它给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找到了上好理由；杨墨互补是下层民众的“野史文化”的理论依据，因为它给老百姓平安放纵的日子找到了有效的辩护词。正史文化与野史文化是两种有区别的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必须把正史文化与野史文化理解为相互不同的观察世界的角度。野史角度只有与正史角度相联系才能成立，也才能显出它的意义。巴赫金说，一切人类行为（包括思维）都是对话。放在此处的语境里，我们也可以说，所谓野史角度，就是和为统治阶级说话的正史角度相对立、相对应、始终互渗却又始终相对独立的一种观察世界的特殊角度，它首先表达的是小老百姓从自身立场出发对世界的种种看法。正史角度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观察世界获得的结论，从过程上看，乃是统治者对“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 的回忆录；从呈现的状态看，则是对儒道互补理念的注释，其保守、空间的狭促显而易见。野史角度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人生、历史与生活的角度，它也建立起了一套评价体系。它不断和正史角度对话，或完全反驳，或有条件地认可，它不断征引自己的评价体系，不断在实践中为自己的原初理论体系作注脚，甚至超出原初理论体系本身，或尽力接纳新的思想，以便更好地“为我”、“兼爱”和“贵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