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起意要写沈从文先生时，我就突然想到“午门城下”这个语意。我曾经两次到历史博物馆采访沈先生的老友、著名文博大家史树青先生，史先生年过七十，还每天在单位乐呵呵地上班，主要是为文物鉴定及传授年轻人。他提到好几次，当初历史博物馆是在午门办公的，沈先生曾经多次自发地在午门展览现场为观众讲解。这让我对午门的整体感觉刹那间被放大，看出沈先生其间的深情，也感觉到高大建筑对人们的压迫和威慑。
史树青先生带我到一个老式办公室，指着一张桌子说：“沈先生用过这张桌子。”他就挨着老桌子依次讲起往事，他的讲述是最具历史感的，复述到沈先生自杀、挨斗、洗女厕所等关键细节时让人有窒息的痛楚。办公室的年轻人也在认真听着，还不时发问，对单位过去处置沈先生的不公做法颇有意见。史先生是上天留下讲述沈从文故事的最佳人选，就为了一串故事的交代、一个现场图景的还原、一段难以置信的酸楚诉说，他似乎一直在耐心等待后辈采访者的到来。说完了，就有一种轻松的解脱。我把初稿寄给他审看，他改得很认真，尤其在时间、地点、事实内容等方面一一订正落实。可惜后来史先生身体不太好，让我们失去更多的采访机会。
我陆续采访了沈先生在历史博物馆的学生辈同事，他们大都退休在家，好几个依然在坚持做沈先生未完成的服饰专题。李之檀先生就是其中最投入的一个，家中摆满了各种资料，古装的画片叠放在桌上，煞是养眼。他说，当年沈先生也是这样在家中摊开资料做研究，而且居住条件较为恶劣。他谈起沈先生在单位遭遇的不公之事，依旧愤愤不平。在“文革”期间与沈先生来往密切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在家中接待我，说起恩师诸多的幸与不幸，陈娟娟老师多次眼红、哽咽，坐在小板凳上都不能自持。
最大的不足是，没有找到沈先生的官方档案文件，在几个单位中来回寻问都无下落，也没有正规的查问渠道，官方文献这一主要来源实际上是缺失的。幸亏历史博物馆这一批老人们的珍贵口述，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憾。如果再迟几年，随着当事人年事已高，讲述也将变得格外困难。
见到沈老的二公子沈虎雏先生，应该是《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最初文本在《读书》刊发以后，他对文章还是比较认同的，但也提出一些细部的修改意见。我在出书时都一一遵嘱订正。沈虎雏老师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谨的一位老先生，他是理工科出身，一辈子从事的机床行业技术工作。当时他已退休，正在家中负责编订《沈从文全集》一些分卷，足不出户，一遍遍地过滤文稿中的误差。我把以前抄录的作协档案中一些沈老的公务来往信件，打成电子版送给他，他审订后编入书信卷中。
沈虎雏老师对父亲的理解是贴切、周详的，他的口述部分加进文章后，顿时使全文有了充盈、丰润的感觉。尤其是讲到70年代父亲在单位的处境，他说得极为客观、中性，说到父亲强烈的事业心和受挫感，也说到单位领导的为难之处，说父亲与领导层之所以产生矛盾，也是因为父亲不能理解领导受到另一面的制约。能持公允之见，这作为子女来说极属不易。
这十几年中一直与沈老师保持联系，有空就去串门，听沈老师讲故事，尤其是抗战时云南沈家的旧事和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作琐事，极其感性和灵动，听了就令人难以忘怀。沈家几代人都能写一手好文章，鲜活滋润，而且他们做事都极为低调，不张扬，处处为别人着想，做好事从不留名。
因为写作，有幸相识沈家人，并不断从中得到教益，这是我写书之中的额外人生收获，值得庆幸和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