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自1926年获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后，在统治大陆的23年中，先后经历了三次下野，分别在“军政”（1927年8月）、“训政”（1931年12月）和“宪政”（1949年1月）时期。
第一次下野，是在他创建南京国民政府不到4个月，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第二次下野，是在《中华民国约法》公布6个月，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第三次下野，是在当选中华民国行宪第一任总统后的8个月。
这三次下野，他辞去的主要是军权和政权，而他在国民党内的职务，依然保留。前两次下野时，他还是国民党中常委；第三次下野时，他仍贵为国民党总裁。比较这三次下野的异同，我们不难发现他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各异；在国民党内外的反对力量不同；他本人在党内的地位和支持者也有着显著的差异。这其中均涉及到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个层面。
一 三次下野的核心因素
蒋介石前两次下野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内部分裂所致。而第三次下野的因素主要是中共的军事打击。
1927年的宁汉对峙，并不是国民党内的第一次分裂。自孙中山去世后，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就开始了不断的内斗，特别是在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党内大老之间展开。其中真正的公开分裂，则是西山会议派从党内独立，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而蒋介石在这一系列的纠纷中，纵横杯葛，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包括对中共、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等人的利用，成为党内斗争的最大受益者。1926年7月，贵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督师北伐前，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成为党内名义上的最高领袖。
回顾在此前两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连中执会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常会主席，自然引起党内大老们的“不满”和“不服”，最终导致宁汉对峙。宁汉对峙初期，尽管中共和共产国际都支持汉方反蒋，但最关键的核心因素，还是来自国民党内自身的反对势力。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夕，陈公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的回答异常干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陈公博又找顾孟余。“孟余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 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尚浅，难以服众。
但一个月后，蒋介石因率先反共而获得胡汉民的支持，才有可能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公开与武汉对立。此时，在宁汉之外，又崛起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影响着宁汉双方，这就是在长江以北迅猛发展的冯玉祥军事集团。这年6月，通过徐州会议，蒋介石得到冯的支持，成功瓦解了5月间武汉中央与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的结盟，从而暂时化解了武汉对自己的武装讨伐。然而，当7月15日武汉开始清党后，冯玉祥又公开支持武汉 ，这就使宁汉对峙的天平倒向了汉方，蒋介石才不得不考虑下野的问题。
最后压倒他的稻草，一个外部因素是孙传芳率部反攻，收复徐州，这是蒋介石北伐以来遭受的最大打击；二是内部的桂系逼宫。正如董显光在其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