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还是让人挺感兴趣的。但当我提出了一个明显不经大脑的直白建议后，却一下子释然了。作为一名进化生物学家，我为了做出点贡献，提出了我的想法，我认为语言进化和基因进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某类生物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如地质事件）分化成为两类，而分化所造成的差异一旦大到无法实现杂交繁殖的程度，那么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两类基因库之前是通过性繁殖得以混合的，而之后即使相遇，也不可能再次融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为物种分化所下的定义。相比之下，语言在形成分支之后，还能再次汇聚为一体，形成纷繁丰富的混合体。这就意味着，虽然生物学家能针对所有现存哺乳动物追溯到曾生活在亿万年前的某一母系个体上，但我们却不能认为，可以将所有印欧语系追溯到生活在数十万年前东欧的某个特定部落所讲的某种特定古代语言上。
俄罗斯语言学家一听此话，立刻勃然大怒，激动得面红耳赤。语言从来不会融合。我结结巴巴地问道，那那那，英语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对着我嚷道：一派胡言！英语是纯粹的日耳曼语。“英语中有百分之多少的词汇起源于罗马？”我问。“嗯，大概80%吧。”他们不假思索地给出了这个目空一切而又自相矛盾的回答。就这样，我又缩回到生物学家的保护壳里。虽然受了打击，但并不全然信服。
会议取得了成功，戴蒙德和我感到十分欣慰。他来到牛津，做“西蒙尼讲座”的嘉宾时，依然是那么谦厚有礼。他特意为拉拉和我带来了一瓶那帕溪谷的赤霞珠，还在瓶身上认真地写下了最佳品尝期在2005年到2017年。他这样精致的生活细节，与其说是与那顿面包加奶酪的午餐相悖，不如说是相得益彰。等到这本自传出版之时，我们一定要打开这瓶好酒庆祝一下。戴蒙德是著名的生理学家、鸟类学家兼生态学家，而除此之外，他还极为渊博，通晓多种语言，对人类学和世界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西蒙尼讲座”上，我们也因他的渊博而大为受益。那次讲座，是围绕着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 and Steel）进行的。讲座极为精彩，让人不禁想到，在他之前，为什么没有历史学家针对这个话题著书立说。为什么要靠一位科学家来展开如此令人目眩的历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