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主持中国共产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
李达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在唱票时，忽地唱到李汉俊的名字。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
刘仁静答：“是我选的。”
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一票。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如此说：
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
他的这段写于1942年1月的回忆，把书记记为委员长，把组织主任、宣传主任记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这种以后来流行的职务称谓当作当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职务称谓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周佛海自称当选为“副委员长”。
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
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
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在留沪的四人（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他）之中，选定由他代理书记。
司马璐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中论及周佛海自称“副委员长”时说：“周佛海在这个问题上有‘自抬身价’之嫌。”
另外，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亦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日期，许多当事人回忆是在法国巡捕骚扰大会的翌日——7月31日。现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也认为这一日期准确可靠。
不过，董必武在1929年12月31日致何叔衡的信中却写道：
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55]船上，将会开完。[56]
[55] 应为南湖。
[56]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封信是董必武答复何叔衡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问题而写的。此信表明何叔衡很可能没有出席南湖的闭幕式，不然董必武用不着如此详细在信中答复他。
信中说“隔了一日”去南湖，则应是8月1日。除了董必武之外，张国焘、陈公博等的回忆，也说隔了一日。
不过，查阅1921年8月2日《申报》，却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游船四五艘。8月3日、4日，《申报》还继续报道此事。然而，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回忆中，都未提及狂风暴雨之事，这表明南湖会议不可能在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