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48]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车[49]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50]
[48] 指程子卿。
[49] 似应为“转”。
[50] 许洪新:《中共“一大”会议中的突发事件》,《上海滩》2011年第7期。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耕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可是在“文革”岁月,在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但也与宋庆龄有着联系,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在家赋闲,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56年,他病故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了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们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