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每当我徜徉在上海兴业路上，望着那幢用青砖与红砖相间砌成的“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肃然起敬之余，我又感到困惑：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还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占着“地利”优势，我在1988 年冬开始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准备工作。
我进入“角色”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一题材错综复杂，在当时有许多“禁区”，特别是对一些重要中共“一大”代表评价不一，所以造成多年来无人涉足这一重大题材进行创作。
当我来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时，他们的第一句话，使我十分吃惊：“你们上海作家协会又来了？！”
我一问，这才得知：在我之前，两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这一重大的“上海题材”，先后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
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于伶在20 世纪50 年代进入这一创作领域。他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法“绕”过陈独秀。在20 世纪50 年代，陈独秀还戴着“中国托派领袖”、“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之类大帽子。不言而喻，于伶无法写作这一重大“上海题材”。
接着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吴强在20 世纪60 年代着手于这一重大“上海题材”。吴强除了遇上于伶同样的难题之外，还多了一道难题：当时，中苏两党正在展开“大论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尽管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并不等同于列宁领导的苏俄，但是在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形势下，这一题材仍是“麻烦”甚多。不言而喻，吴强和于伶一样，在作了许多采访之后，也没有写出作品。
就创作才华和创作资历，作为后辈的我，远不如于伶和吴强。我十分幸运的是，恰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历史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有可能闯入这一久久难以涉足的创作领域。
我一次次访问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得到了热情的帮助。从最初找到这一会址的沈之瑜，到馆长倪兴祥、支部书记许玉林，研究人员陈绍康、陈沛存、俞乐滨、任武雄，还有档案保管人员，都给我以鼓励、支持。
我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九旬长者罗章龙、王会悟，也得到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还有包惠僧夫人谢缙云的许多帮助。中国革命博物馆李俊臣研究中共“一大”多年，与我长谈，给予指点。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专家，因病住院，她的丈夫林茂生教授陪我前去看望，答复了我的许多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专家，也给我以指教。
在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中，唯刘仁静的资料最少。我求助于他的儿子刘威力，他逐一答复了我的有关问题。
我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馆长于金良长谈，他非常详尽地介绍了中共“一大”在南湖举行闭幕式的情况。
上海的九旬老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亲历中共早期活动，尤其是熟悉陈独秀的情况。我多次访问他，每一次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陈望道的高足、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光磊教授，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原大东旅社老职工孙少雄等，也给我以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