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荒诞，在于场景不断变化，人人都可能转为批斗对象。同是天涯沦落人，“走资派”要好得多，群众再怨恨，内心深处多少会有忌惮。民怕官毕竟是传统，考察中国大历史，当官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啥时候真正吃过亏。
在一个不好的时代，落井下石和被落井下石，最常见的两种境遇，具体到俞大，光曾国藩后人这一条，已足以取她性命。曾国藩是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年青一代的仇恨与生俱来，一旦爆发，后果相当严重。
俞大的嫡亲哥哥俞大维，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国防部长，加上这一条，她的反革命罪行不堪设想。知道内情的人悄悄替她惋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年国民党政权往台湾去，飞机上座位都留好了，她和丈夫曾昭抡，还有妹妹俞大缜，以及小姑子曾昭燏，义无反顾地都选择了留在大陆。
俞大之死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反抗，以死相抗的还有老舍，他早走了一天。还有傅雷，他晚走了十天。俞大服毒，老舍投湖，傅雷自缢，共同点在于，都遭到了非人对待，都被暴打，都被凌辱。俞大是英语教学界的老前辈，老舍是优秀作家，傅雷翻译了巴尔扎克，我们都曾受惠于他们。
我不认为他们后悔留在大陆，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老一辈人的理想境界，远不是我们平庸的脑袋所能想象。在俞大逝世一年前，她的小姑子从南京的灵谷塔上一跃而下，结束了性命。此时距“文革”还有些日子，政治恐慌让人窒息，曾昭燏的决然而去，让她避过了人格污辱。
人是有尊严的动物，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同时又非常脆弱，像根很容易折断的芦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