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鸦片战争后，清廷财政更加拮据，吏治更加腐败，造成战后严重的水利失修，水灾连年不断。1846年到1850年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受灾区域竟达1 100多个州县。每次水灾之后，广大农民都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地主富农乘机贱价收买农民的土地。
以上三个原因使中国土地集中的情况比战前更为严重。它使许多农民因失去土地四处流亡，形成人数很大的饥民群和无业流民群。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在本乡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乘机抬高地租。鸦片战争前，中国农村地租一般在50%左右，即所谓的“百种千租”，这本来已经很高了。鸦片战争后，租额增加到60%~80%，甚至更多，所谓“百种千五租”、“百种两千租”。农民遭到残酷的封建剥削，被迫借贷的人越来越多，地主商人乘机大放高利贷，利息也普遍增高。广大农民无以为生，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清廷不断增捐增税，因为他们需要支付庞大的战费开支和战后的巨额赔款，国库亏空，这笔钱只能从老百姓身上出。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费开支大约是7 000万两银子。在战争过程中，英国侵略军在沿海沿江被占领过的城市掠夺清朝库藏银，加在一起是600多万两银子，再加上中英《南京条约》又勒索了2 100万银元，总计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直接损失的货币，折成银元共达1亿2 830多万元，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半的赋税总额。这笔巨大的开支就造成了清政府的严重超支，加上贸易的逆差，中国银源枯竭。清政府为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不惜向百姓大肆搜刮勒索。
战后两三年间，清廷连下各种搜刮令，道光皇帝公开发布命令：“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各款，“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各员……勒限催追完交”。各省如何筹措呢？清政府命令各地“自筹良策”，这就为各级贪官污吏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借机搜刮开了方便之门。战后，地丁税和漕赋普遍加重浮收。清政府当时主要的财政收入是地丁税。地丁税是田赋、丁赋的合称。丁赋是中国历代封建政府征收的一种丁口税，丁口一般指男丁。清政府“摊丁入地”，将丁赋并入田赋称为地丁税。地丁税征银两。清政府曾宣称“永不加赋”，但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全国“地丁”征收额为2 943万1 765两，以后历年增多，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地丁征收税已增至3 281万3 340两，这即是说，1841～1849年八年间，清政府的地丁税增加338万1 575两银子。漕赋是指封建王朝所征收的实物税粮食，用水路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征收漕粮的省份有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八省。漕赋是清政府财政的补充收入。但是收漕赋的弊病最多，因为它要把米送到京师或京师附近地方，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和手续，这就给各级贪官污吏上下齐手、争相分肥提供了方便条件。什么“水脚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扇费”、“规费”、“帮费”、“加耗”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些额外勒索，鸦片战争前已经存在，战争后又大大增加。加之道光年间，漕粮征收一部分仍征实物，纳米，叫做征收本色，一部分则改征折色，即按米折成银两；而且是直接征收本色纳米时少，征收折色纳银的多。这样，无论清政府是征收地丁或漕粮，农民都要忍受双重的剥削。因为农民卖米换制钱，要吃米价贱的苦，拿制钱换银两，又要吃银价高的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