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单化的批判主义
可以说，作家批判主义历史观的简单化已经成为制约小说意义升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导致作家思想的薄弱与思维的单向度，尤其是对于那些试图对中国当代史进行总体叙述并做出一定判断的作家作品。经过80年代一系列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运动，批判主义观点已经成为作家的基本意识，在此意义上，发掘当代生活史与政治史，揭露社会的阴暗、人性的卑劣、文明的病态等也已经成为作品的基本主题。作家试图以自己的视野重新构建历史的冲动越来越强烈，而复杂的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恰好又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可阐释的场域，像《中国一九五七》《生死疲劳》《受活》《秦腔》《平原》《花腔》等无不是以此为基点。但是，当以整体的视野去审视这些作品的时候，却发现，作家对历史的理解与判断相当简单，对某一历史场景、历史事件所包含的意义并没有深度的分析，只是遵循一般的、大众化的批判观点，并以此作为人物活动的基本前提。而且，即使作家对历史和人民的苦难进行正面叙事，当在重新进入历史场景时，作家也只是在一些常识性的历史基础上进行苦难展示，这一常识性的历史基础在文中充当的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化的、有固定结论的背景，其中的批判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就有的情感和情绪，没有更深层次的“发现”和理解。
这其中隐藏着的是对两个重要词语的误读——“批判”和“历史意识”。在启蒙主义思想中，批判是对现存制度、文明发展、人性存在等的一种彻底的怀疑、审视态度，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思辨特点，也包含着对批判本身的批判，并对社会声音、自我声音始终保持着一种警醒的态度。具体到中国语境来说，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土改”、反右、反“文革”，也不是简单的否定政治、同情人民，它包括对这一否定和同情的再审视。“它更需要作家具有深刻理性精神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既包括对中国当代历史和当代生活一般性的质疑和批判，也包括对这种质疑和批判的再质疑和再批判，再进一步，它还包括作家超越历史并建构新的历史图景的能力。”简单的否定并不能产生本质的意义，尤其是在整个民族语境中的人都以此为基本心态的时候，作家的任务并不是推波助澜、顺流而下，而是对任何倾向都怀着警惕，审查、思考并予以描述。作家应该有一种更为宽广的历史意识和冒险的勇气，这一冒险不只是指与政治之间的巧妙周旋，也指敢于违背民众普遍思想之勇气。我甚至认为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可以确定地说，探讨“文革”还有其合理性的作家比完全否定“文革”的作家要承担更大更多的压力。历史意识并不仅限于对具体事件的判断，而是一种关联意识，是作家自我与时代、历史、民族之间的关联感，它要求作家以纵深的、情感的、理性的眼光去触摸民族过去的种种，并赋予其渗透于当代生活的当代意识，“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当面对具体的生存场景与人类生活时，没有这种广阔的历史意识，没有一种共时的存在感，很难超越生活的表层现象达到对其本质的认知与叙事。而只有当把目光延伸至整个民族的存在及其精神的生成时，许多简单的义愤之词才有可能被更谨慎地运用，那些没有被纳入历史场域内的场景才会蕴含新的更为复杂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