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在哪？即使在我青春期时折磨我父母亲的那些年月里，即使在我自己也被我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折磨的现在，我从来没有被这么责备过——从来没有。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学院的院长，我喜欢过的工作没有一个能让我像喜欢为鲍伯工作的程度那样。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早晨，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在编辑后来成为西奥多·德雷珀关于伊朗军售案的扛鼎之作的那组文章。从窗口望出去，第八大道神奇地一直延伸到市区。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全身心地、完全彻底地感到很幸福，而这种感觉，我一辈子也没有过几次。
接着，突然之间，我不再幸福了。
我在《纽约书评》沿着我的人生航线行进，结了婚，买了房子，有了第一个孩子，与此同时，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花了数不清多少小时的时间在鲍伯·西尔弗斯的办公室当学徒。然而，就像我突然感到很幸福一样，突然之间，一切都停止了，开始得那么突然，结束得也很迅速。
突然间，抱负和幸运之间的关系、艺术实现和公众认可之间的关系、电脑屏幕和出版业之间的关系，这些联系的神秘感对我来说全都没有了。我已经知道，人们是如何出版书的，名气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通往文学名气的路又是多么奇特，对像鲍伯这样的人的依赖性又有多大，而失败的路又多得令人不可置信。我知道文学成功的诱惑力有多大。多年以前，我在斯特兰德书店工作时，我得过一个文学奖项。我妈妈的一个亲密朋友——小说家葆拉·福克斯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得奖了，这不是很好吗？这很重要，很有必要，然而，这和写作却没有关系。现在，我明白了她跟我说过的关于那极大的重要性的话了。
这和写作没有关系。有了这种意识，突然就觉得再也没有能力为鲍伯工作了。出版商雷·赫德曼想把我挖过去，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当我告诉他我想离开鲍伯的办公室时，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在他企业名下的其他杂志帮忙：《葛兰塔》、《读者目录》。你真的要从编辑转向出版吗？埃辛问我。你要知道，没有回头路可走。他们不会再把你当回事了。我考虑了一下，但只考虑了一会。我从来没想到要走回头路。
接着，那里发生了某些事，让人为这个问题大感欣慰。
一天，我路过的时候发现芭芭拉·爱泼斯坦有了新助理，不是别人，正是玛丽·昆坦斯。在耶鲁读书时，她是和我们经常一起在安可酒吧喝酒的研究生之一。
只是，不是同一个玛丽·昆坦斯了。
那个玛丽曾是个冷静、聪明的年轻女性，是个德曼理论家，以其敏锐的思维著称，注定会有个辉煌的职业。
自我最后一次看到她，这个玛丽已变得很冷漠，显得饱经风霜，且过度酗酒。慢慢地，我知道，自从我离开耶鲁，这几年中，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她在吃药，药量很大，她的境况很不好。我记得，珍妮特·马尔科姆是她的一个朋友，给她谋到了这份工作。现在，她到《纽约书评》，一是要完成博士论文，二是要学习出版业。
我一直都很喜欢玛丽·昆坦斯，现在也还喜欢她。我们谈了很多。她的办公桌就在我的办公室外面靠右手边。我知道了她在服的药，作家街区的事以及她要完成博士论文的愿望。我想，我是想帮她忙的，虽然我和她的关系一直就是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关系，而不是地位平等的关系。我为她担心。但是，我看到她在努力抓住自己人生的缰绳，我也就转向我自己的论文，也是我在语言方面最后要达到的要求。每天早晨开始工作之前，我重新集中精力写论文。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知道自己处于危险地带。某种程度上，我知道，就像空中的舞台设计，“求你了”和“别写”已经被发射到最后的，也可能是致命的月食中，和写作连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