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编辑办公室旁边有张说不出有多破的长沙发椅，它在书商中是很有名的，因为他们都在上面坐了很多个小时，等着鲍伯接见他们。他们旁边，有一张“废弃物品桌”。这张桌子使他们那令人难受的经历变得更加悲惨。每天，这里散放着一大堆要送往斯特兰德旧书店的书，每星期收到的几百本要写书评的样书大多就是这个下场，毫无疑问，还包括很多有耐心的宣传员自己送来的东西。芭芭拉·爱泼斯坦坐在对面的办公室，她的助理就坐在门外的橡木桌子边。这里，不管有什么架子，都能临时搭成一个私室。只有这么走，你才能到达鲍伯的大办公室。办公桌就是架在两个文件陈列柜上的一大块木板，他坐在像是个洞穴一样的地方，三面都是书，像墙一样，在桌子边沿堆得大概有四英尺高。
他的三个助理占了另外三张桌子，我是资历最浅的一个。桌子的凌乱程度正好体现了资历的深浅，越凌乱，资历越深。为此，我的是非常整洁的。而属于资深助理的那张桌子上，文件和书堆得高高的。有一天，一个排字工人看到后，不禁惊叹道：“那里即使埋只死去的麋鹿也不会有人知道。”在城市的高处，在连续使用了大约二十五年的办公室里，鲍伯抽了二十几年的舍曼烟又给本来就积攒的城市污垢增加了些分量，但在任何平面上，这些污垢都可用一根手指擦出来。这里有两扇关得不严的窗户，每扇都只有一块玻璃，其中一扇比另一扇更脏。从窗户望出去，是第八大道，而这窗户也是唯一的通风口——窗户和安装在天花板上的大型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像工业用的烟灰缸一样，至少费力地解决了鲍伯一天两包的烟量排放。而书呢——架子上有，桌子上有，地上也堆得一堆又一堆的，所有的平面都有——到处都有。
我很快就知道，这个工作地点也毫无高雅可言。确实，从人的个性来说，《纽约书评》的编辑室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复杂的星系，也许只有我的家除外。从杂志1963年创刊开始，鲍伯·西尔弗斯和芭芭拉·爱泼斯坦就是合作编辑，现在的他们似乎不是合作者，而是处于紧张战争的休战时期。我来之前不久，他们和其他股东把杂志卖给了密西西比州一个威严的报业继承人，即雷·赫德曼。他把办公室设在那些办公室的尽头，好像越发强调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知识方面、种族方面、权威方面，因为，尽管有了新老板，那些编辑还是保有其绝对的权威性——而这鸿沟还由一个似乎对学术生活的任何征象都怀有深深怀疑的秘书卫护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