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成长过程中几处关键转折，都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做出正确选择。
2003年，我在北京采访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他似乎对我印象很深。在中国记者中间，能够准确自如运用英语交流的人不多，并且他惊讶于他所知道的很多国际人物、事件我也知道，甚至和他一样清楚。200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鼓励我申请加入“耶鲁世界学者计划”（The Yale World Fellow Program）。
我和耶鲁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少年时代。初一那年，我第一次跟父亲来到北京，第一次喝到老北京传统的瓷瓶酸奶，第一次在前门吃到“肯德基”，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也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参观了课本里介绍过的詹天佑纪念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对欧美文学很感兴趣，所以一眼就看到橱窗里一本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是詹天佑学生时代读过的书。这本书旁边有一些英文文件，上面写着Yale University。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我猜想Yale就是“耶鲁”，但它的确切发音我回家查字典后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耶鲁。
耶鲁大学是培养美国领袖的摇篮，美国历史上有五位总统毕业于此。耶鲁还有一个梦想——成为培养世界领袖的摇篮，“耶鲁世界学者计划”便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倾全校之力打造的一个项目。这一计划每年邀请18位学员在耶鲁大学进行一系列强化学习，我们那个班可谓藏龙卧虎——菲律宾前能源部部长，巴拿马前贸易部部长，巴哈马公安部部长，尼日利亚律师，立陶宛总统的首席幕僚，德国总统的顾问，锦湖韩亚集团的继承人，委内瑞拉的总督等。在他们中间，有三位将在未来十年内竞选总统。
莱文校长雄心勃勃地说：“这个项目再做几年，我们就不用去达沃斯搞世界经济论坛了，耶鲁的世界学者年会完全可以汇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在他的特别批准和亲自安排下，28岁的我“走后门”加入了这个项目，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成员。
耶鲁大学及其校友们对“世界学者计划”极为重视，倾注了最好的硬件和软件资源。耶鲁校园里最美的地方有一栋古老的别墅Betts House。它坐落在山坡上，有着数百年历史，曾是一位富豪的私宅，后年久失修，美国前总统布什最好的私人朋友，也是曾经的生意伙伴和耶鲁本科同班同学罗兰贝茨（Roland Betts）一家出资予以修缮，然后捐给耶鲁。别墅的一楼是耶鲁全球化中心以及墨西哥前总统、现任中心主任赛迪略（Ernesto Zedillo）的办公室，常年有墨西哥警卫守护，还有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和古色古香的餐厅。二楼和三楼则是耶鲁世界学者专属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这个项目共有51门课，涉及最前沿的系列性全球化议题。组织授课的都是耶鲁各门重要学科的殿堂级教授，包括著名的《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称他们为“镇校之宝”毫不为过。
对于普通的耶鲁学生，“校长”只是遥远的象征，鲜有机会接触，只有博士毕业才能由他亲自颁发毕业证书。而我们每周都与校长会面交流，能够参与学校各种重要活动。毕业典礼更是隆重得非同一般，校长、副校长、校董同时出席。
我一向不赞成本科生直接出国留学。受教育体制和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大学生寒窗十余载，两耳不闻窗外事，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知之甚少，稀里糊涂。毕业后凭着很高的GRE、托福、雅思成绩申请一所国外的大学，继续埋头苦读，外加拼命打工，到了必须离开校园那一天，对国外的事同样懵懵懂懂弄不明白。这样的“边缘人”是很可悲的。回到中国，乡亲们把他当“海归”，其实他从来没有融入过国外的主流社会。留在国外，外国人又把他当中国人。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遭遇过这种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