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后，感到内心安宁了许多。那晚，腿依然很疼，头却一点也不疼了，这也是我来到慕士塔格后睡得最踏实的一个晚上。
等到21日早上起来，才发现大事不好，因为昨天的热敷和按摩致使左膝关节内侧严重肿胀，并因为毛细血管破裂，左小腿肚上也鼓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血包，稍动弹就疼痛难忍。
可就在这天下午，登山队决定提前冲顶。因为一些人高反严重，加上昨天韩国人死亡事件给人造成的心理阴影，有不少山友放弃了，罗申教练带领的北京队中，只有吴江一个人还在坚持。
上，还是不上，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下午。
想到放弃，我感到最难以面对的，却是我的儿子。那年他刚好十岁，我与儿子是好朋友，从四岁起，我就从不强迫他去做什么了，而是养成了遇事一起商量的习惯。我们一起跑步、岩降、野营、游泳、骑行。安徽境内的高山，如牯牛降、清凉峰、黄山等，我们几乎都登过了。
其实，我在心里一直很感激儿子，因为是他让我改变了很多毛病。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在儿子面前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我每天坚持的长跑习惯，并不全是因为要爬珠峰的原因，即使是为珠峰，也不可能做到天天坚持。因为有次我对他说，“老爸要开始长跑了，每天都不放弃。”我一直要求孩子说话算话，那么，我也必须那样。教育孩子，我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凡是要求孩子做到的，就必须自己首先做到。那么，如果此次自己放弃了，我怎么去和儿子解释呢？
我试着去爬一个小山坡，上山的时候，借助登山杖，伤处的疼痛并不明显。下山时，只要走着碎步，不牵扯到伤处，也还能忍受。
那天，虽然胡教练和徐老师一直劝我放弃，但我不想就这样结束我的第一次登山生涯。我对自己说，必须坚持。
出发前，当我拥抱着胡教练和徐老师这两位前辈告别时，忽然涌出悲壮和眷念的感觉，心头一阵发热，眼泪已然在眼眶里打着转转，我竭力忍着，不想让它淌出来。我要用一种更男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激。
好在这次整个队伍从海拔4400米大本营到海拔5500米高C1的攀登速度极其缓慢，这对我来说却相当有利。晚上在高C1宿营时，帐蓬里的气温在零下十几度，我的塑料尿壶被冻开裂了，半夜起来小解，漏了许多尿液在睡袋上，当时还以为自己是在高反，没有对准瓶口呢。
22日在向海拔6300米高C2的攀登途中，遇到暴风雪，十几米外就见不着人，感觉很冷，头疼，便加快了脚步。到高C2后，赶紧铲雪，打扫帐蓬，先是在里面躺了一会。在这个高度，最想做的事，就是躺着不动，每个动作都在消耗体力。但又必须出去铲些雪回来烧水。上次作适应性训练，到达C2营地后，我在休息，却看到先上来的新疆乌市山友王姐在烧水，等老李和“老革命”上来时，她将冲好的奶茶递到他们手里，那个情形，让我的心头一热。自从那次起，只要先到，我也学会了为队友烧水递茶了。
王姐个头瘦小,却古道热肠,06年夏季攀登慕峰时也是因为风雪太大没能登顶，包括她的队友安徽合肥的谢长城。那年，回到家的谢长城因患癌症英年早逝。热心的王姐为了完成队友未竟的心愿，特地做了一块写有他名字的亡牌背在包里，准备登顶后，再将亡牌埋在慕峰的下面。
那天晚上吃的是方便面，老李累的什么也不想吃，就钻到睡袋里去了。躺着的老李脸色发黄，满面病容，一句话都不想多说，抱着头，不时哼上两声。老李，名叫李玉珊。已经54岁了，本来正忙着一个新酒店的开业，突然有一天，被好友“老革命”忽悠着就来登山了，就像一次背包旅行那么简单。
深夜,腿部伤痛加剧,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让自己辗转不能入睡,听着暴风雪吹打帐蓬的声音，感觉自己就像落在无边的空旷中，在坚持和放弃的两端间飘荡着。我坐了起来，打开挂在帐蓬里的头灯，披上衣服，坐在睡袋中。旁边的老李已经睡着了，正发出鼾声。此刻，他蜷曲在我头灯的阴影中像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