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冯骥才(1)

天津·冯骥才寓所

1992年12月27日夜

与冯骥才(天津作家、画家)

马:搞这么一部片子是不是很有意义?

冯:很有意义。新时期十年,我认为应该给新时期画个句号了,已经结束了。新时期文学产生的条件,还有作用,现在已完结了。用电视画面对新时期进行总结,具有文献价值。你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新时期文学运动是通过作家体现出来的,我觉得作家比作品还重要,作家不是把全部都放在作品里,通过作家访谈不仅有文献性,而且有经典性,肯定是有非常独特、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马:你这么说对我是个更大的鼓励。到目前还没有哪个作家提出新时期文学的终止问题。我们也没从更深一步的想法入手,你给这部片子这么深入的判断,我很高兴。你是新时期重要的作家,在几个阶段发挥作用。最初,你在1978年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后来,也显示了相当的实力。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电视观众,和小说的读者不同,请你把个人的创作简单作一个介绍。

冯:如果把新时期文学当作历史,我们就要保持距离了,尽管新时期的作家活在世上,而且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拉着文学往前走。但是,毕竟过去已成为历史了,我们对历史的态度也变得特别冷静、特别客观。作为历史,这个阶段将非常辉煌地留在文学史上,在我看来,新时期是文学和历史一起激动的时期。比如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社会巨变,巨变时,作家要思考,作家是普通人中最会思考、最会表达思考的人,读者要和作家一起思考,不管读者对作家的思考持何种态度,但他不得不随作家思考的轮子转动。作家和读者一同思考、一起激动,在近当代史上有两次,一是“五四”出现了一大批作家,是群星灿烂的时期。

马:20年代和30年代。

冯: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帮后,我认为中西文化冲突是最大的问题。东西文化历史形成中,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完全封闭的文化体系。19世纪中期前,两大人类文化体系互不沾边,只有丝绸之路沟通一下,都是自我中心的。后来,1840年到义和团运动,是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是带血的碰撞,完全不能适应。最深刻的悲剧。我们老看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其实最深刻的原因是文化背景。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到30年代。30年代是中西文化的初恋阶段。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比西方对东方的吸收要迅速得多、主动得多。这时出现了一批作家,这批作家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比较的背景下,作家超前思考。作家帮助读者,读者也需要作家。两大阵营的冷战,形成隔绝,“文革”中彻底断裂。粉碎“四人帮”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又一次碰撞,又出现了冲突比较,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需要思考,呼唤文学,作家应运而生。

马:本世纪两次文学的繁荣都有具体的历史原因。

冯:这批作家充分表现了才华,肯定要载入史册。文学史再提供一次这样的机会是很困难的,我称之为机遇。在短短的十年里,几代人一起进入文学。王蒙他们是一批人。

马:甚至还有老一些的作家,像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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