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这样，”邓说，“因此我还不信，领导人的变动会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你看，中国在越南的独立战争中始终支持越南，先是抗日，而后是抗法，最后是抗美。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价值200亿美元（按当时的价格）的物资，而且是在我们自己需要每一个美元的时候。但几年以后，越南在苏联影响下站到了反对中国的一边。他们把数十万中国人从越南赶出来。以后，又在中越边境一再进行新的侵略”。
“最后，在波尔布特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占领了柬埔寨。越南这次侵略的目的是要建立大越南联邦。中国不愿意看到越南在这一地区称霸。因此，我们在1979年不得不给越南一次教训。为了使我们正确地被理解，我们重复了几次小规模的教训。如果越南继续拒绝从柬埔寨撤军，我们保留再次教训越南的权利。越南这样做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因此越南占领柬埔寨是我们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我们同越南的关系可以从越南撤军后的那天起正常化。”
接着邓谈到老挝，但他一再回头来谈柬埔寨问题。很自然，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我从西哈努克那里知道，他的作用很多取决于中国。就此，我问了邓。回答是：“我们劝西哈努克，柬埔寨从越南占领下解放以后不要回到社会主义。希望他建设一个和平的、不结盟的国家。如果柬埔寨愿意参加东盟，我们也丝毫不反对。”
当谈话转到日本以后，我说：“按照你们的想法，日本也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正因为日本人懂得，他们在苏联面前是无力自卫的，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依赖还要增长。这反过来又必然使苏联恼火。在我看来，日本人似乎面临一个长期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想减少自己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做得太过分，以便使其他亚洲国家不因日本自我武装而感到不安。”
邓表示，中国同日本有良好关系。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是因为日本有一些人想把经济上的强国变为政治和军事强国。“中国对此并不十分不安，但你说得对，这使其他国家感到担忧。”
我表示异议，说：“我经常去日本，但我却并未发现有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你原则上主张日本更多地独立于美国，那么合乎逻辑的是，应当允许日本在防务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性。”
邓表现激动，并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说：“不，不！如果日本想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因素，这没有问题，它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但如果日本要在军事上寻求更大的影响，那只会在亚洲处处引起人们的忧虑。简而言之：对日本来说，谦虚一点好。”尽管邓头脑冷静，对世界形势做了完全切实的估计，但日本过去占领中国的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显然也是一个创伤。最后，我问邓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相似的弱点。他们的实际行动同他们口头上说的往往不相一致。没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怎么能起作用呢？中美之间对台湾有分歧。里根有一次说过，台湾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华盛顿在上海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仍然是摇摆不定的。国会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所指的方向与上海公报完全相悖。实际上他们还总是以两个中国为基础，把台湾看做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另外，华盛顿视台湾为自己的基地，他们坚持‘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这是指台湾、以色列、中美洲和南非。
我问：“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有朝一日能否也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邓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也这样希望。”
谈了整整一小时后，我把话题转向中国的军队和邓在军队领导中的作用。他当时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不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也不在政府任职，但他是400万军队的事实上的总司令。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正准备举行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大规模阅兵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