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在那些日子里也参观了明陵和游览了中国的伟大建筑长城。我们是在单调的秋天景色中驱车前往的。爬上长城是很费劲的，但在长城顶上散一回步，你就会感到费这劲是值得的。这里的景色无可比拟：顺着丘陵和山谷远望，雄伟壮观的长城在风景如画的大自然中起伏蜿蜒，直到它在布景般的山峦云雾中消失为止。这使我想起了中国的水彩画，在那些画面上，山岭像这里一样重峦叠嶂。长城的景色超出了我一切期望，它使我更加敬佩已有四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化。几年以后，当我在西安参观上千个兵马俑时，以及接着去杭州西湖周围参观佛教庙宇时，我也同样为之倾倒。
这个大国富有传统的文化也表现在正式宴会上。人们围着圆桌而坐，桌子的中央装饰着假花，品种各异，五彩缤纷。宴会上众多道菜肴的摆法和上菜的方式似乎更多是从美学角度而不是从饮食角度来考虑的；桌上摆满由水萝卜、胡萝卜雕刻的艺术性很高的造型，有蝴蝶和小鸟。宴会的高潮是一道特殊的沙拉，盛沙拉的器皿用西瓜皮制作：瓜皮用雕刻复杂的图案点缀着，使亮晶晶的瓜肉露了出来。桌子的中心是一盆装饰得十分华丽的活灵活现的小金鱼，尾鳍长而透明，像是餐桌上的一个“名胜”，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用餐时的吧嗒声和啜饮时的响声我们也不习惯，而在中国却是很通常的事。
人们以小盘子盛菜，吃完一道更换一次盘子，唯有筷子在整个宴会中是不换的。当然，我们不屑使用所提供的刀叉，也用筷子吃饭，我们在飞机上稍稍练习过。当我的手指显得太笨拙时，邓小平感到很有趣，帮助我纠正手指的姿势。服务小姐不断送上来的热毛巾确实是一种享受。致祝酒词后，邓围着桌子和每一位客人碰杯，用茅台“干杯！”作为欧洲人，你开始时还得习惯一下这种高粱酒的味道。我们的一位警卫带了一瓶茅台在衣箱里溢出了，散发出强烈的气味，这位可怜的人被大家狠狠地嘲讽了一番。
吃饭过程中，一个中国乐队演奏德国音乐。我清楚地记得演奏了《城外水井旁》这个曲子。宴会结束是通过扩音器宣布的。中国客人把剩下的水果点心带回家去。不言而喻，我们在德国大使馆举行“回请”时，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从国内带来吕贝克的杏仁巧克力，还为装饰餐桌运来了德国的插花。不过，这些花在飞行途中有些凋谢，我们不得不把花浸在我们大使馆的澡盆里，使它保持新鲜。
1975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远没有消除。我非常担心极端狂热分子的过火行为可能继续破坏几千年来留下的珍贵遗产。我们曾听到和读到过很多关于过去几年的荒唐做法和残暴行为。我们理解到，毛发动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目的是阻止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巩固他统治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但是，除了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一场戏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我感到这出戏不过是一些通俗的修辞，是由节奏清晰的音乐、配有舞蹈动作的杂技、耀眼的舞台布景和木槌式的宣传组成的。
毛主席的空前支配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每一位谈话伙伴都援引毛此前不久对我讲过的话。他们讲话时——邓小平也如此——没有一次是讲自己的思想，而仅仅是解释和详细说明毛的完整谈话的中心和背景。显然这在世界各地组织周密的政府中都是相似的，但除了礼萨·巴列维国王和另外一个人之外，我还从未在任何地方见到过如此无条件地遵从国家元首的情况。
这一点可能同当时党内派别和集团的斗争有关。周恩来已危在旦夕，毛本人的去世似乎也并非是遥远的事。也许这些谈判对手这样表现，为的是掩饰他们的思想，以便不至于在即将来临的权力之争中出现对他们不利的结局，以后追究他们的责任，甚或惩罚他们。然而，1976年4月，邓还是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当时还是伟大主席的语录红宝书盛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