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我作为联邦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发展：将爆发一场战争。”（施密特和我国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均未核对——编者）我表示了异议。我虽然不想排除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在西方保持足够的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我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大可能的。然而，毛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赞成他的观点。
四年以后，即1979年10月，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来到波恩，他对上述预言有分寸地做了补充：“中国将尽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几乎是我访问毛泽东10年之后，1984年9~10月，我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邓小平以回忆我们几年前的谈话作为会谈的开始。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突然直爽地说：“你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你是对的。”
真的是我对了吗？这10年的历史表面上看，确实证明我是对的。但是，我当时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点将来是否也能正确呢？为了阻止一场世界大战，我们——在北京、华盛顿、莫斯科和欧洲必须做些什么？应该避免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不仅想维持和平，而且要把它巩固下来，我们应当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就是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一再讨论的问题。和毛泽东时期不同，中国人今天在谈论这些问题时要现实得多，不那么教条主义了。在北京和波恩之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相反，在某些领域里已经发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因此，对政治问题交换意见，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因为有双边的利害冲突，我们反复讨论这个问题：苏联想干什么？它的实力有多大？莫斯科相信自己能有多大的能力？美国和欧洲能否构成足够的抗衡力量？
中国对苏联沿共同边界部署了强大的军队感到不安，对一个强大的欧洲有强烈的兴趣。对此它毫不掩饰，而且直言不讳。而欧洲由于受到苏联的威胁，对中国也感兴趣，从北京这方面说，它想通过西方，特别是美国，当然也想通过欧洲，来减轻苏联的压力。反过来，西方也珍视中国对苏联力量的牵制作用。尼克松是从中得出战略性结论并结束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20年之久的敌视态度的第一位政治家。
在这期间，这第二个共产主义大国正在势不可当地上升为世界强国，尽管这一进程只能很缓慢地完成。由此，可以形成一种实力三角，一种可能比过去40年的两极世界更为稳定的格局。在这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包括：亚洲将如何发展？特别是东南亚和远东将如何发展？中国在这一地区将起什么作用？日本又将扮演什么角色？莫斯科和华盛顿对亚洲太平洋这一大区域产生什么影响？
由于人们对中国内外的真实形势十分没有把握，就产生了是否有一个稳定的实力三角问题。美国人、欧洲人和俄国人对中国及其内部的发展趋势都同样缺乏足够的了解。中国的经济能否取得成功？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否将最终取代一再出现新的革命的、唯意志论的或者是感情用事的运动？中国内政和经济发展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如同欧洲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和欧洲团结问题对我的中国谈话伙伴一样重要。
我从1969年出任国防部长以来，就经常研究这些问题。1971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1972年秋，早在美国采取这一步骤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在我被任命为联邦总理之后，周恩来邀请我访问中国。但当这次访问于1975年秋成行时，周已重病缠身，我已不能见到他。副总理邓小平代替他做东道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