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美国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发明了他们现在称之为“保护的责任”的玩意儿。他们的意思是保护其他国家的人权。然而，人们从来弄不准这背后是否隐藏着他们自身的强权利益，还是真的要施以援手，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概是二者兼而有之了。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时，他们不仅把德国从阿道夫·希特勒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而且也强大得足以最终接管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经过这场战争，英国对美国负债累累，以至于美国人得以规定英镑对金本位的汇率。他们为德国选择了一个有利于出口经济的汇率，而为英国选定了一个非常不利的汇率。这个汇率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从而使英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速度比德国缓慢得多。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21世纪头十年，美国这个新的世界大国在“保护的责任”口号下进行了为数众多的战争。第一场是朝鲜战争，以朝鲜共产党人和中国人为一方，韩国人和美国人为另一方作战。战争导致朝鲜分割，90多万士兵和大约300万平民丧生。接着是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90年代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以及21世纪初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最后这场战争，甚至德国也参加了。当时的德国联邦政府强调，“在兴都库什山，也是保卫德国的安全”。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现在不仅是美国人相信，而且欧洲人也确信，西方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中国人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比如阿拉伯世界，自然不吃这一套。他们愿意接受工业化，准备适度地接受资本主义，但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毫无规则可言的美式金融资本主义，那里私人银行捞取利润，国家却不得不为银行毫无节制的金融产品所造成的损失埋单。
但是，他们不愿意简单地照搬西方民生，不准备接受西方关于人权的想法。对于在自身发展的哪个阶段、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共决权，才能实现稳定的改革而不导致失控的革命性发展，他们更多是有自己的想法。最近在埃及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也证实了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在埃及，西方的干涉和过于匆忙地引进民主，使人们的日子比过去更难过了。每个国家都必须自行选择自身发展的速度。
如果有人试图在德国取消个人权利，不仅是生存权，而且包括一切个人权利，我即使作为老人，也将赤手空拳奋起抗争。但我绝不会为维护别国的个人权利，而对该国进行干预。我不得不说，现在我对“保护的责任”这个时兴的口号颇感担心。我这样说在欧洲政治中极可能属于少数派。对西方许多政治家来说，这个口号已成为他们维护其正在消失的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而对于一个西方不再能决定游戏规则的新的多极世界秩序，西方人学会与之相适应的速度缓慢。我十分希望我的书能为减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误解做出贡献，并有助于这个多极的世界秩序和平地发展。
赫尔穆特·施密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