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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不顾一切地爱上爸，到底是因为什么，我同样不敢提出这一问题。
不少年长者都曾对我说过：“你爸年轻时可英俊呢！”我问过妈，她却扑哧一声笑了：“土！”——只有一个字的评价。“你看他，头发梳不好，领带打不好……”妈像数落自己的孩子一样地数落了起来，“就连看书……”她将食指放在唇边作了一个蘸口水的动作，于是连我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一点没错，直到晚年爸也没能改掉这个土得掉渣的毛病。
的确，爸是在极端封闭的苏北小县城里长大的，这自然无法与妈的老家——早在1858年就成为开埠城市的九江相比了。至于各自的家庭背景，更是悬殊巨大：我爷爷的全部资产，充其量也只能算个小业主——五台手摇的机器，从早忙到晚也只能织出不到一百双的土布袜子，而且没有几年就倒闭了；但是我的外公，则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不仅和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是拜把兄弟，创办了大中华火柴厂的分厂，而且还被推选为九江市的商会会长。为此作为金家的二小姐，妈自幼便跟着家庭教师习读四书五经、研究琴棋书画，长大之后又被送进教会学校读书，那一口流利的英语，着实让只有一张“野鸡大学”文凭的爸望尘莫及。
看来，妈对爸的感情纯粹是由“追星”开始的——儒励女中的生活让她接触到了五四运动所传播的新文化和新思想，她便一发而不可收地痴迷于其中了。别的不说，就拿那篇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虞姬》而言吧，那是爸1933年在监狱里写成的，算算看，这一年妈才十五岁，竟然一字不落地读完了这部标新立异的剧本，并且牢牢记住了那个让古人喊出“爱情万岁”的作家。
就这样，妈由爸的“粉丝”而变成爸的“铁杆”，又由爸的“铁杆”而变成爸的妻子。后来她在《祭白尘》一文中这样写道：1939年你到歌乐山养病。那时我年青单纯，而你已是一位名作家了。我尊你为师，你经常给我上课，除了谈些文学艺术、人生哲学之外，也谈到你自己。你说，你只有通过作品，才能表白自己；你还说，只有写作，才能感受生活。我感动万分，并在心中立下誓言：今后一定要竭尽全力为你安排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让你坚强地活下去，让你安心地写下去。从此你视我为知己，我们两颗心紧紧结合在一起，再也不分离。
……那时我们很穷，只能靠你写文章的微薄稿费来维持生活。但是我们从未埋怨过，我们享受着精神上的富有。……每当你顺利地写完一个章节时，都会对坐在身边的我抱以会心的微笑，又或是紧紧握着我的手，让我也分享你的快乐和幸福。每当这时，我就会为你泡上一杯新茶，点燃一支香烟；而你喝下一口茶、吸上一口烟后，又埋头写了下去……这就是妈苦苦追求的幸福！这就是妈朝思暮想的爱情！——当时我读完这段文字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明白了，她的要求其实很低，她只愿永远做爸的绿叶，永远隐于爸的身后。她说了，她的最大欣慰就是——“成为你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也是第一个批评者。”她还说了，她的最大幸福则是——“在你的每篇作品中都浸透着我精神上的无形支持！”
我看过妈给爸抄的稿子，那一手端庄的颜体不能不让人惊羡和感动；我也看过他们二人在一起讨论创作的情景，妈说得头头是道，爸听得聚精会神。其实要论妈的才华，她完全可以不当绿叶，不隐幕后。妈的老领导——著名作家陈翔鹤就曾这样夸奖过她：“论文学功底和艺术修养，绝不在他人之下。”这时的妈在中国作协古典文学编辑部当编辑，或许是出于器重吧，也或许是出于鼓励，陈翔鹤先生竟然送给了妈一套珍藏多年的《聊斋志异》，而且是乾隆三十一年的青柯亭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