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坎坷人生路(18)

又于是一大批“编外的”学生也都纷纷跑来了:蒋晓勤是《带血的谷子》的作者之一,父亲看中他能够“不趋时”,能够“惦着无人问津的农村生活”,被收入了“门下”;《人生不等式》的作者张莉莉,敢于挑战“禁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破例成为“函授”的学生;远在吉林的李杰,由于在《高梁红了》当中,能够“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也成了一名“远程教育”的门生;还有马中骏、颜海平、方洪友、邹安和、赵家捷、卢冬红……真是数也数不清。

当年连大专学历都没能拿到的父亲,自然称不上是“教育家”了,更何况他也不曾提出过任何一条有关教育的“理论”来。但是他的课就这样上起来了——抑或说由他“编导”的这场“戏”就这样开幕了:

那是一次在饭桌上的谈话。一位学生接着之前的话题问道:“陈老,如果再遇上文化大革命该怎么办?”父亲开起玩笑来:“怎么办?——我带着你们一块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收起了笑容:“不,我们才不告别生活呢!作家应该是生活的真正拥抱者。作家总是在苦斗之中。你们走到这一步不会后悔吧?我们就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而写作!”

——这就是他的“政治思想课”。

姚远的《下里巴人》终于完稿了,父亲命令他说:“不要心疼,回去试着砍掉一万字,砍掉六千字,再砍掉……最终就能懂得什么叫凝炼,什么叫‘一石三鸟’了!”李龙云的《小井胡同》获得了成功,父亲命令他道:“不要去做人间第二手!——凡是老舍先生用过的手法,你最好不要再用。你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做老舍第二,某某人第二,要有这种志气!”

——这就是他的“创作辅导课”。

中国剧协召开剧本讨论会,父亲带上了他的学生。“话剧应该怎样创新?”他提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学习外国的流派。”“借用电影的手法。”大家议论了起来。父亲发言了:“我们还有一条最重要的路子——为什么不能将中国戏曲中的优秀传统吸收到话剧里面来呢?这可是中国人自己的,外国人学不去的!如果把话剧‘嫁’到了人家那里,我宁愿做个老姑娘!”全场哄堂大笑。

——这就是他的“戏剧理论课”。

学生们有感于当前话剧的不景气,纷纷向父亲诉起苦来。他笑了:“怎么,悲观了?听我讲讲当年的故事吧——1927年的冬天,田汉于上海艺术大学举办‘鱼龙会’。第一天一括笼统才卖出了一张票,而且买票的人自己没有来,将票子送给了家中的厨师。但是这位唯一的观众一边看一边被剧情感动得哭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第二个、第三个观众……”

——这就是他的“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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