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于是一大批“编外的”学生也都纷纷跑来了：蒋晓勤是《带血的谷子》的作者之一，父亲看中他能够“不趋时”，能够“惦着无人问津的农村生活”，被收入了“门下”；《人生不等式》的作者张莉莉，敢于挑战“禁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破例成为“函授”的学生；远在吉林的李杰，由于在《高梁红了》当中，能够“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也成了一名“远程教育”的门生；还有马中骏、颜海平、方洪友、邹安和、赵家捷、卢冬红……真是数也数不清。
当年连大专学历都没能拿到的父亲，自然称不上是“教育家”了，更何况他也不曾提出过任何一条有关教育的“理论”来。但是他的课就这样上起来了——抑或说由他“编导”的这场“戏”就这样开幕了：
那是一次在饭桌上的谈话。一位学生接着之前的话题问道：“陈老，如果再遇上文化大革命该怎么办？”父亲开起玩笑来：“怎么办？——我带着你们一块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收起了笑容：“不，我们才不告别生活呢！作家应该是生活的真正拥抱者。作家总是在苦斗之中。你们走到这一步不会后悔吧？我们就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而写作！”
——这就是他的“政治思想课”。
姚远的《下里巴人》终于完稿了，父亲命令他说：“不要心疼，回去试着砍掉一万字，砍掉六千字，再砍掉……最终就能懂得什么叫凝炼，什么叫‘一石三鸟’了！”李龙云的《小井胡同》获得了成功，父亲命令他道：“不要去做人间第二手！——凡是老舍先生用过的手法，你最好不要再用。你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做老舍第二，某某人第二，要有这种志气！”
——这就是他的“创作辅导课”。
中国剧协召开剧本讨论会，父亲带上了他的学生。“话剧应该怎样创新？”他提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学习外国的流派。”“借用电影的手法。”大家议论了起来。父亲发言了：“我们还有一条最重要的路子——为什么不能将中国戏曲中的优秀传统吸收到话剧里面来呢？这可是中国人自己的，外国人学不去的！如果把话剧‘嫁’到了人家那里，我宁愿做个老姑娘！”全场哄堂大笑。
——这就是他的“戏剧理论课”。
学生们有感于当前话剧的不景气，纷纷向父亲诉起苦来。他笑了：“怎么，悲观了？听我讲讲当年的故事吧——1927年的冬天，田汉于上海艺术大学举办‘鱼龙会’。第一天一括笼统才卖出了一张票，而且买票的人自己没有来，将票子送给了家中的厨师。但是这位唯一的观众一边看一边被剧情感动得哭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第二个、第三个观众……”
——这就是他的“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课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