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点钟，太阳高悬，希夏邦马峰大本营暖洋洋的。
河边散步。
河床很宽，冰冷的河水显得浑浊，分散成多股水流，冲刷鹅卵石滩，哗啦啦向东流淌，寻找归宿。
河的对面是逐渐升高的碎石坡地。老王同队友们蹦跳着过了河，不经意发现田老师一个人在河滩上低头寻觅着什么。
返回河滩，田老师向我展示一块鹅卵石：“你看，这块石头的表面，像不像一幅世界地图？哎哟，这里石头上的图案太丰富了！王总，喜欢这个？……”老王端详鹅卵石上形成的图案，“嘿嘿，给我吧。”我没有收集奇石的爱好，但登山、徒步、旅行途中，会拾一块石子作纪念。
晚上，汪老师上第二课：基因与健康。
汪建：“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基因的传承。”
“有的人是单眼皮，有的人是双眼皮，有的人大拇指可以深深地向后弓弯，有的人舌头左右可以卷起成书卷状，这些都是由基因遗传决定的。一对父母，生下异卵双生的双胞胎，皮肤可以是一白一黑，基因上却只有千分之一的差别。猴子跟人的基因差别是1.5%，熊猫跟人呢？华大研究院最近刚刚把大熊猫基因的测序做完，大约也有30亿对碱基，与人有60%～70%的相似性。
“这两张图，一张是SARS病毒的基因，一张是人的基因。SARS病毒有3.2万个符号，人有30亿对也就是60亿个符号。但组成3.2万个符号和60亿个符号的元素有什么不一样呢？没有不同，都是碱基。人的基因跟SARS病毒、牦牛、羊的基因就像不同的曲子，旋律和节奏不一样，但组成曲谱的音符是一样的。
“碱基‘音符’有四种：ATGC，腺嘌呤（A）、胸腺嘧啶（T）、鸟嘌呤（G）和胞嘧啶（C），它们排列而成的乐谱密码，可以一分为二，复制遗传，基因决定论的原理说简单就这么简单。
“基因携带有生命的秘密。安第斯山脉上的秘鲁人、阿根廷人携氧能力比我们强，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回答不了，但正努力在基因中寻找答案。在高原医学领域，西藏、青海地方和部队都在作相关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有常住人群的海拔4 700米以下区域，华大则定位于海拔5 500米以上的极高海拔相关研究。
“高原病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缺氧，这大家都知道，二是寒冷，三是干燥，四是辐射，五是人的心理变化。海拔高度和人体血氧饱和度是线性关系，随着海拔升高，血氧含量降低。昨天小吕说，他连续两天血氧饱和度低于50，这种情况下肌体的损伤是难以恢复的。
“前年青藏铁路通车，我们坐火车到拉萨，沿路测量：空气中氧的正常含量是21%，青藏铁路的火车车厢里是22%，比平原上还高了一个百分点。但是随着海拔增加，人的血氧饱和度还是降低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气压低造成的。
“有的人在高海拔地区吸再多氧也不管用，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对气压变化特别敏感，氧气进了鼻子却进不到肺里面，无法和血液交换氧分，或者交换率比较低。还有一种情况是肺水肿：2005年在珠峰大本营，两位山友得高山病，通宵给氧，血氧饱和度保持在25一动不动，就是因为得了肺水肿，只能下撤，或者使用增压仓。当时我带了一个美国陆军用的加压面罩，高科技玩意儿，没完全弄明白用法，被王勇峰讽刺了一顿。后来再拿到人民医院，抢救病人时用上了，没一会儿工夫血氧饱和度就上到98。
“根据我们攀登卓奥友过程中的取样看，当血氧饱和度低的时候，心脏的功能一定是不好的。情况最好的是尼玛校长，心脏搏动一次输出108毫升，像我们这样的菜鸟就是60、70毫升。而尼玛校长的心脏输出阻力也不一样，比我们要低20个百分点。阻力低，能耗就低，登山时感觉就相对轻松。
“心脏输出量本来是这么大，血管收缩，管道变小了，能耗就特别大。刚开始人还可以靠意志坚强死扛着，走着走着不行了，会出现渗透现象——血浆渗到肺泡里面。本来是交换氧气的地方，有了水，就变成煮稀饭的锅一样，给它氧气，它也交换不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治疗肺水肿，费用低于两百块钱，保证三天出院，基本上不会导致死亡。一旦肺里面有了水，抵抗力又弱，很容易变成一个细菌培养机，演变成肺炎，麻烦就大了。
“为了经常上高原作研究，我们买了一套适应装备，连着一个面罩，打进氮气，模拟不同海拔高度的空气环境。比如要来拉萨作实验，出发前作三次适应训练，把海拔提到5 000米，然后踩十分钟自行车。到了西藏，可以直接上唐古拉山做实验，人好好的。现在我觉得自己有点牛了，就不再用这个仪器，这次来到海拔5 000米，还是有高山反应！
“人的健康可以分五种状态：健康、亚健康、早期病症、疾病和病愈。现代医学是在人得疾病之后才介入，未来通过基因科学，我们有希望把医疗环节前移，让更多的人从亚健康状态回到健康状态，以预测预防为主，这是目前华大正在做的课题之一。
“登山运动、足球运动、潜水运动都有猝死现象，为什么？比较常见的原因是长QT综合征：临床体表心电图QT间期明显延长。一般情况下，来一个脉冲，心脏就跳一下，脉冲来的时间稍一延长，心脏就停止跳动，这是基因上出了问题。作常规检查是查不出来的，一旦发作，却能致命。”
华仔：“这岂不是说，人刚刚生下来，就能知道他以后是怎么死的？”
汪建：“有一个大概的概率。要是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当然就不会因此猝死。我们发现，有7个基因的变化跟心脏源猝死有99%的相关性，目前这是非常可靠的结论。”
华仔：“提前体检可以查出这个吗？”
老王插嘴：“我们的常规体检没这个项目。”
华仔：“如果有预防，这也不干，那也不干，是不是就不会死？”
汪建：“人群中有1%的人会心率失常，其中这么跳一下缓不过来的是4%。1%的人中有4%的可能猝死，那就是万分之四的概率。算到一个人头上，万分之四就是个小概率事件。怎么看待小概率事件，是你自己的哲学问题。”
汪建继续讲课：“从1976年开始，美国人民的心脑血管死亡率每年降一个百分点，连续32年。中国从改革开放经济好转的1985年开始，心脑血管死亡率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欧美国家的死亡率逐步下降，中国的死亡率逐步上升。”
花雕：“这数据太吓人了！是为什么呢？”
汪建：“吃饱了不动弹！胆固醇高。
“再看这个，人们花了36年时间寻找跟白内障相关的基因，华大跟中山大学眼科医院在200个健康人、36个病人身上测试，找到了那个基因突变点。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上，200个健康人都没有变化，36个白内障病人都有变化。当然，试验的量还不够多，我们在积累样本。如果能找到导致白内障的基因，发现携带这种基因的孩子，就赶紧给他戴上抗紫外线的眼镜，及早预防。到七十八十岁，他还可以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甚至，我们还可以从中找到白内障的治疗方案。
“去年在那曲、拉萨等地作藏族人的体格检查，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藏族同胞没有骨质疏松的，年纪很大了，还是挺着腰板。蒙古族同胞也没有骨质疏松的，但汉族人就比较常见。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日照。刚才华仔在那儿喊，‘晒太阳接受紫外线，增强骨质！’拉萨一年日照是3 000多小时，云南接近2 800多小时，我们在云南的汉族人群也作过检查，55岁以后骨质疏松就非常厉害，我们到现在都没找出原因——但我要告诉华仔，至少这组数据显示：和光照没关系。
“大家看这张图表，在中国各民族中，汉族人的生活习惯是最不好的，所有指标都最差，藏族和蒙古族是最好的。
花雕：“这几个指标分别代表什么？”
汪建：“胆固醇高，肝油三脂高，血糖高，血压高，骨质疏松，你看比例，汉族人都在百分之十几、二十以上，藏族和蒙古族不到百分之十。当然，对比现在和20世纪90年代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在拉萨、日喀则作的高血压调查数据，发病率翻了一番。说明藏族也有同样的趋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身体指标下降——现代病嘛！
“基因和生活方式也密切相关。现在全世界公认吸烟成瘾的基因点有16个，一般认为有超过6个点，戒烟就非常困难。超过9个点，戒烟就没希望了。我们黄种人到底有多少个点？杨焕明院士正做这个课题。目前来看，人的酒量大小、能不能消化牛奶，都是基因决定的。”
“当然，决定人格的因素，基因是一半，环境是一半。我们来看自杀死亡率，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公布数据，最高的是中国，第二是俄罗斯，接下来是印度、巴西，都是经济急速发展的国家。有的非洲人民靠吃香蕉维生，还没解决温饱，却很少有自杀问题。所以光强调基因不行，光强调环境也不行，还是要讲人与自然的和谐。
“1993年，美国政府批准一批基因诊断项目在临床运用，到2007年这个数字持续增长，累积有2 000多项，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的情况呢？2007年6月份，国家卫生部公布了24项，是美国佬的1%，也就是说，我们治疗99%的病都是靠猜。”
花雕：“登完山，我得赶紧请汪老师抽血查一查，哪个基因有问题，哪个基因没问题。”
王石：“能不能把不好的基因改了、掐了？”
汪建：“一旦精子和卵子结合，基因就定下来了，开始长皮肤，长头发。要改只能改下一代，拿一个好的基因，打进去进行干扰。”
花雕：“要是知道我的基因有问题，可以改我儿子的吗？”
汪建：“有没有问题只能在试管里诊断。至于改变基因，现在还存在伦理问题。比如，搞克隆是不能用人类作实验的。2000年前后，美英日德法中俄签了一份公约，禁止克隆人类的实验。现在有100多个国家加入这个公约，但是老挝还没签，到那儿去干还可以。为什么要禁止？理由是这牵涉到人类的伦理问题，人类是有性繁殖的，你非得来个无性繁殖，还要改良基因，弄出十个姚明来，这篮球没法打了！
“不过也有一些人把体细胞存起来，低温冷冻。现在不让克隆，或许20年、50年后法律会放开呢？那时候再拿出来用嘛。有一种应用是现在没争议的：小孩子存脐带血，以备万一治病用。大人其实也可以存点骨髓细胞，等到自己六七十岁，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找别人的骨髓可能配型配不着，就拿出自己的来复制。”
王石：“这个倒可以考虑，治病救人嘛。”
花雕：“我在超市看到有的食品——比如说大豆，写的‘非转基因大豆’，这是什么意思？”
王石：“唔，我插播一个小故事吧！三个月前，我邀请几位科学家、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去广西崇左走访潘文石教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其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还有咱们汪老师，正吃饭，高高兴兴的，结果发现座位上有位绿色和平组织的小女孩。说起绿色和平组织，陈主席和汪老师那个气不打一处来，一顿狠斗猛批，狂风暴雨，最后小女孩都吓哭了。
“怎么回事呢？绿色和平组织不提倡搞转基因，向中国政府呼吁，政府就禁止搞了。转基因食品会出什么问题呢？现在不知道，所以不允许转基因。结果呢？我们种的大豆不是转基因的，但我们大量进口转基因的大豆。我们现在吃的木瓜，很好吃吧？全是转基因的。因为中国的木瓜有一种病，产量上不去，而且没法根治，现在绝大多数是进口的转基因木瓜。中国人口多，要解决吃饭问题，发展转基因食品恐怕还是很难避免的趋势。”
大家热烈讨论，争论，直到晚上11点才进帐休息。
高原夜晚气候凉爽，非常适宜睡眠。但头脑兴奋，钻进睡袋久久不能入睡。
生命就是基因的传承？
人对自己的命运有无穷好奇和期盼。在过去，人们求助于星相、面相、求卦、算八字、看水晶球，甚至观察乌龟壳的裂纹和咖啡泡沫随机形成的图案——相信科学的人对宿命论嗤之以鼻，但基因科学却告诉我们，基因和遗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命运！这会不会又是一种宿命论呢？
我想起一本科普读物上写的，当人们发现原子这种物质后，惊讶地想到：既然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如果我们能测出所有原子目前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就可以计算出未来世界的样子。也就是说，理论上，未来是可以准确地预测的！当然，后来科学家又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这些微粒的方位和运动状态是“测不准”的。
人对知晓未来的渴望，根源于对生的热爱，以及对死的恐惧。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从生物学上来讲，完成传宗接代，躯体本身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犹如顽强的鲑鱼群，在溯溪而上生产鱼卵后，最后选择集体死亡。人们往往认为DNA是人用来完成遗传的一种工具，但换一个视角看：人生只有短短百年，但DNA却可以存在上万年。从逻辑上讲，究竟DNA是人用来完成遗传的工具呢，还是人体是DNA用来完成自身复制的工具呢？——就像鲜艳的花朵只是花粉用来吸引昆虫的媒介，甜蜜的果实只是果核用来吸引鸟兽的媒介，一切仅仅为了复制和繁殖？
如果人并非工具，生命的意义又何在？
相比于其他动物，人类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不仅具有意识，还具有自我意识。人一直试图创造生命的意义，而且不停追问生命的意义何在。不管是看天吃饭的农夫，还是锦衣玉食的贵族，都会追问自己的人生。物质生活越丰富，工作形态越超脱，事业成就越大，社会影响力越大，对这个问题的焦虑就越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