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曾非常积极地宣传瓦格纳音乐，首先是他已经坚决而敏锐地走在了感受瓦格纳音乐的深刻意义的个别先行者的行列里。他深深地感到：“除了瓦格纳的音乐能让我得到最纯粹、最宁静的快乐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能让我获得这种快乐，尽管瓦格纳的音乐肯定不是时时刻刻都表现平静和幸福，而是相反，更多传达的是离奇可怖的地下之力，人类的种种行为和怪异之举，隐藏幸福中的痛苦煎熬，以及一切人类幸福的有限性。因此，从这种音乐中辐射出来的魅力必定是寓于它向我们诉说的方式之中。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他似乎特别乐于营造的恐怖场景、那些冲突和灾难的场面的话，就不难看出瓦格纳是怎样一种人，他的行事方式是什么，以及它的音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世上没有任何诗歌能包含比沃坦与齐格弗里德的关系更美好的东西——沃坦的爱，他的强迫性的责无旁贷的敌意，以及他的纯粹的毁灭喜悦，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有这一切也都象征着瓦格纳自己的天性——热爱那些使人得到救赎、审判和毁灭的东西，并以真正神祇般的大手笔将其酿成鸿篇巨制。”
为了建好拜罗伊特剧院，瓦格纳协会邀请施泰恩教授撰写了《报告与呼吁》，在1873年底送发到全国4000家书店和音乐商店，但没有一家给予重视，只有在基森的几个学生为之捐献了几个塔勒。而尼采却是极少数写出了呼吁书的人之一，他呼吁道：“须知，‘拜罗伊特’一词的含义不仅仅指的是一帮怀有某种特定音乐情趣和报负精神的特定之人，而是包含我们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历史和未来的文化走向。不仅如此，事实上，它还远远超越了德国的疆界，而向着世界各地的所有那些准备进行严肃思维和积极参与的人们发出了呼吁，向着所有那些真心想把戏剧艺术崇高化和净化的人们发出了诉求。它真正体现了席勒的精辟预言：在未来，更崇高形式的悲剧将从歌剧里诞生、成长。这座尼伯龙根似的庞大建筑的四角各有一座高大的塔楼，它从地面上拔地而起，赫然矗立，和着它的创造者赋予它的节奏，在德国人民有责任心的代表们面前闪耀着德意志民族的精气神。被如此奠基了的这场运动，其前途之远大，其远景之广阔，其展望之丰富，岂是吾等之辈所能预见得了的？”
之所以能与瓦格纳产生亲密关系，除了以从音乐哲学高度产生的认同作为基础外，尼采对瓦格纳夫人柯西玛的极度好感也许也是一个原因。乃至有的研究者认为尼采暗恋着柯西玛。
的确，柯西玛，这位李斯特的私生女，这位著名指挥家彪罗的前妻，这位后来成为瓦格纳妻子并成为瓦格纳音乐事业的强有力捍卫者的女性，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气质、性格、能力。她在奥地利的祖母和频繁更换的家庭女教师的教育下长大，忍受着“既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的痛苦，成了家庭关系的牺牲品。因为没有足够的外在魅力，柯西玛得到了“仙鹤”的绰号，而她极善于通过巧妙的自我控制和一种早熟的法国喜剧的激情来补足自己外在的欠缺。尚在少女时代，柯西玛就将自己当做瓦格纳乐剧《汤豪塞》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当她与年龄大自己24岁、在年龄上足以成为她的父辈的瓦格纳相处的时候，她常常以禁欲来让瓦格纳对所犯的各种错误进行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