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刻苦的学生，尤其是埃利奥特·艾尔、杰西卡·珀尔曼、玛格丽特·徐、安德鲁·欧沁、马克斯·库布里克、马克·麦康纳基、西尔维亚·薇欧拉、安德鲁·塞缪尔、瑞亚祖尔·伊斯兰、凯特琳·柯林斯、梅甘·史密斯以及德斯廷·霍奇斯，在理解毛泽东作为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以及二十世纪的一位中国人所要面对的政治历史问题时，他们学会了抓住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哲学之间的困境所在。在坚持将过去和现在的相互结合上，他们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同时认识到作为一种历史转化的原理，过去是怎样潜意识地存在于现在。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得很聪明，也很老到。他们很尊重我，使得我从他们的问题和困惑中获取知识，对此我深表感谢。
写作本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这本书献给我的侄子克里斯托弗以及我的侄女们泰比、莎拉、索菲亚和诺拉，他们在理解上述谈到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遗产问题上面临许多挑战。他们及他们这一代人将要面对的世界与所谓的非乌托邦计划相比显得还太贫乏。非乌托邦“不仅仅是乌托邦的临时缺席，而且是社会梦想终结的政治庆典”（齐泽克，《重读列宁》，第9页）。本书介绍了一个全球性根本变革可能发生的历史时期，我个人非常推崇这个时期。当然，我并不是想说毛泽东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适合甚至优于今天或他那个时代的需要，我只是乐观地认为他的一些革命主张、奋斗激情以及历史轨迹可以被重新用来反思我们这个时代。
我还要感谢以下几位，如果没有他们，本书的写作将会缺少很多乐趣。黛博拉·卡尔给了我很好的建议，这些年我开始学会倾听她的意见。我还要感谢本书最初的阅读者们，是他们告诉我要突出重点，删繁就简。乔安妮带着幽默感与意气相投的默契阅读了本书早期的章节。大卫·贝尔以批判和洞悉一切的眼光通读全文，以防止该书篇幅过长。我的母亲，德洛丽丝·卡尔为我删去了书中很多不当的用词，并仔细阅读了全文，以查看本书的连贯性和易读性。无论我对他们赋予了多少责任，上文提到过的和下文即将提到的每一个人对于书中的内容都是免责的。
我的几位研究生和同事给予了我十分重要的协助。何祥指导我了解了毛泽东的诗歌写作生涯。2007年5月，朱倩（译者注：音译）和我一起去了中国，为我在中国做了采访录音，并将录音稿誊写出来。她的幽默和聪颖，以及她对美食的热情，让这趟中国之旅充满乐趣，也让我受益匪浅。感谢哈里和克里斯蒂娜为我提供了他们的房间，为我营造安静的氛围，以便我能够专心写作。我还要感谢马吉·克林顿为我在中国查找图书资料，陪伴我远离喧嚣，潜心写作，并且在我完成最后几个章节的时候忍受猫、鼠的叽叽喳喳。
我还要表达对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感激之情，他抽出时间与我交流，并与我分享他的心得；感谢纽约的高祖岩三郎与我多年的政治友谊，以及他对身边和远方事务敏锐的洞察力；感谢吴洪森，他是一个最难得的挚友。对王元化先生的逝世我深表遗憾，他是我有幸认识的最卓越的学者之一，可惜他未等到本书出版就去世了。他对我的不少观点不大认同，我们本来可以就此展开积极善意的辩论，共进晚餐，并就许多其他问题展开愉快的交谈。他的离世真的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非常想念他，怀念他的精神。
最后要感谢我的编辑雷诺兹·史密斯，他帮助这本书通过同行评审，并迅速出版发行。非常感谢阅读本书的各位，特别是王斑，他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建议。感谢杜克大学出版社为本书出版而费心的各位，特别是马克，谢谢他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工作与创意。
丽贝卡·E·卡尔（Rebecca E. Karl）
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