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很敏感，不是太好讲。我们生活中对日货是又恨又爱，有的人恨它是因为历史原因，爱它是因为它确实好使。抵制日货并非近些年才发生，历史上就有。一百年前中国人就开始抵制日货，抵制来抵制去，一百多年了不是太见成效。
抵制日货
第一次大规模抵制日货，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其实在晚清，1907年的时候，就开始抵制日货了。
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对日货“不买，不卖，不用”。但不是每个人都乐意干，谁不干呢？商家不干。商家照卖不误。你照卖不误，就让宣称抵制日货的人难看了：你这不是搅局吗？我一定不能让你卖。最激烈的时候，天津出现过跪哭团。这些人披麻带孝，就跟家里死了人似的，跑到商店门口跪着哭嚎。
这样抵制日货有没有成效呢？太有成效了。1918年的数据是，当时日货占所有进口货的百分之四十四，两年后降到百分之二十四，近乎腰斩了。这是百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抵制日货运动。
第二次大规模抵制日货是在抗战期间。主要是在上海、北京、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抵制日货，很多明星带头上街呼口号，不让老百姓使日货，鼓励老百姓买国货，用国货。但成效不大，因为老百姓要生存。商品有一个不可破的法则：同样质量，价格低的先卖；同样价格，质量好的先卖。两把菜刀一个价钱，哪个好使我买哪个，我可不管它是什么货，是吧？
抗战期间，抵制日货此起彼伏，但都没有从根上把日货清除出去。真正把日货从中国市场清除出去，其实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全是国货，自个儿使自个儿的东西。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这三十年，基本上看不到日货。
改革开放以后，日货大举进攻中国市场。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是录音机。最初像一块砖头似的。那时候我们土，没见过，朋友买了一个，我记得清清楚楚，价钱是一百二十块。相当于好几个月的工资。第一次录的时候，把带子卡上去，什么都弄好了，同时按下两个键才能录音。按下去以后，一屋子人围着，没人敢吱声。突然有人说“说话呀，说话呀”，所以我们录下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话呀，说话呀”。到时候放出来高兴得不行。先是单喇叭，后来俩喇叭，再后来四喇叭——俩大喇叭低音，俩小喇叭高音，我没拎过这个“不良青年”。我那时候觉得这事丢人。时髦青年拎着它上街招摇，放出巨大的声响，马路上到处都能看到这景儿。后来，录音机就越做越大。那时候，三洋、夏普、日立、索尼等日本品牌全部进入中国。
第二波进来的是电视。那时候自己没有电视机，全是人家的。那些电视机现在看也土得不行，都是电子管的。当时，人们出国回来都有一个购买指标。排着长队，拿着券去买，还花好多钱。再有就是冰箱。自己不能生产冰箱的时候，都是使人家的。
仔细一想，不过是三十年前的事。三十年前的中国人以使用日货为荣。为什么跟日货结下这种缘分？这跟当时的背景有很大关系。那时候中国政府的宣传口号叫“一衣带水”，日本人来了，人家支持我们的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这么多好东西，就很感激。后来，老百姓使用最多的是什么？是汽车。为什么买日本车？便宜，好开，不出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