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觉得不应该加上他？比维亚诺问，他一条胳膊横在桌子上，头枕在上面，一副以胳膊为枕以桌子为床的架势。我以为你们是朋友，我说。我们是朋友，胖妞说，但是我一样不会把他加进去。为什么？比维亚诺问。胖妞耸了耸肩说，那些诗就好像不是他的，我的意思是真正他自己的，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你解释一下吧，比维亚诺说。胖妞看着我的眼睛（我在她对面，比维亚诺在她旁边，好像睡着了一样）说：阿尔韦托是一个不错的诗人，但是他还没有开垦出来。你是说他还是处男吗？比维亚诺说；但胖妞和我都没理他。你读过他别的东西吗？我问，他写什么了？怎么写的？胖妞自己笑了一下，好像她自己也不相信即将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一样。阿尔韦托，她说，将会引发智利诗歌的革命。你读过什么还是说这只是你凭直觉说的呢？胖妞鼻子里哼了一声，沉默下来。有一天，她突然说，我去了他家。我们没说什么，但我看到比维亚诺斜趴在桌子上，面带微笑，温柔地看着她。当然了，我是临时起意的，胖妞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比维亚诺说。那次阿尔韦托和我很坦诚地谈了一次，胖妞说。我想象不出来鲁伊斯–塔格莱和人坦诚交流的样子，比维亚诺说。大家都以为他爱上了贝洛尼卡·加门迪亚，胖妞说，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这么和你说的？比维亚诺问。胖妞微笑了一下，好像藏着一个大秘密一样。我不喜欢这个女人，我记得当时我这么想。她也许很有才华，也许很聪明，她是我们的伙伴，但我不喜欢她。不，他没有说这个，胖妞说，虽然他确实告诉了我一些没告诉过别人的事。你想说的是别的女人吧，比维亚诺说。对，别的女人，胖妞说。他和你说什么了？胖妞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了新诗，嗯，还能是什么呢。他想写的新诗？比维亚诺怀疑地问。他要作的新诗，胖妞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吗？因为他的意志。她停了一下等着我们问下去。他有钢铁般的意志，她补充道，你们不了解他。天很晚了。比维亚诺看了看胖妞，然后站起来去付钱。既然你那么相信他为什么不想让比维亚诺把他加入诗集里呢？我问。我们把围巾围到脖子上（我后来再也没用过那么长的围巾），迎着街上的冷风走了出去。因为那些不是他的诗，胖妞说。你怎么知道？我恼怒地问。因为我了解人们，胖妞看着空荡荡的街道，语调悲伤地说。你还可以更自负一点，我心想。比维亚诺跟在我们后面走了出来。马尔蒂塔，他说，我只对很少的事情感到有把握，而其中的一件就是鲁伊斯–塔格莱不会引起智利诗歌的革命。我觉得他甚至都不属于左派，我加上一句。令人意外的是，胖妞居然同意我的看法。对，他不是左派的，她说，声音听起来更悲伤了。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她都要哭出来了，于是我试着改变话题。比维亚诺却笑了：有你这样的朋友，马尔蒂塔，谁还需要敌人呢？当然，比维亚诺是在开玩笑，但胖妞可不这么想，她掉头就想走。我们陪着她回家。在公交车上我们谈论了电影和政治形势。在与我们告别之前她眼睛盯着我们说她得要求我们向她做出点保证。什么保证？比维亚诺问。今天谈过的任何事情你们都不要对阿尔韦托提起。可以，比维亚诺说，我保证，我们不会对他说你要求我把他排除在我的诗歌选集里。没人会给你出版的，胖妞说。这很有可能，比维亚诺说。谢谢，比比，胖妞说（只有她是这样称呼比维亚诺的），又在他脸上亲吻了一下。我们什么都不会告诉他的，我发誓，我说。谢谢，谢谢，谢谢，胖妞说。我想她是在开玩笑。你们也不要告诉贝洛尼卡，她说，不然她过后会告诉阿尔韦托，你们知道的。不，我们不会告诉她的。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胖妞说，能保证吗？保证，我们说。最后胖妞转过身去，开了门，我们看着她进了电梯。在消失之前她还挥了挥手和我们再见。多么特别的女人，比维亚诺说。我笑了。我们走着回到了各自的住所，比维亚诺回了他住的宿舍而我回了我父母的家。智利诗歌，比维亚诺那天晚上说，将会在我们能正确解读恩里克·里恩的那天改变，而在这之前，绝无可能。也就是说，要等很久以后了。
几天后就发生了军事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
有一天晚上我给加门迪亚姐妹打了个电话，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想知道她们怎么样了。我们要走了，贝洛尼卡说。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什么时候，我问。明天。顾不得宵禁，当天晚上我就坚持去看了她们。姐妹俩单独居住的公寓离我家不是很远，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违反宵禁了。我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令人意外的是，加门迪亚姐妹正在一边喝茶一边看书（我原本以为会看到她们忙乱地整理行李和逃跑计划）。她们对我说她们要走了，但不是去国外而是去纳西缅托，一个离康塞普西翁只有几公里的镇子，她们父母的家。太好了，我说，我还以为你们要去瑞士之类的地方呢。哪有那么美的事，安赫利卡说。然后我们谈起了那些从几天前开始就再没见过面的朋友，推测着当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肯定有人被捕了，有的人可能已经转入地下了，有的人正在被搜捕中。加门迪亚姐妹并不害怕（她们没有理由害怕，她们只是学生而已，除了同几个成员，尤其是社会学系的几个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她们与当时那些所谓的“极端主义者”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她们还是要去纳西缅托，因为康塞普西翁已经无法居住了，也因为，她们承认，当“现实生活”变得丑恶和残酷时，她们总想回到父母的家。那么你们现在就应该走了，我说，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在参加一场丑恶和残酷的世界杯冠军赛。她们笑了，然后说我应该走了。我坚持再待一会儿。那个夜晚作为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凌晨一点的时候贝洛尼卡对我说我最好还是留在那儿睡觉吧。我们都还没吃过晚饭，因此三人就钻进厨房，做了洋葱炒蛋，烤了新鲜出炉的面包，还泡了茶。我突然觉得幸福，非常幸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尽管我知道当时我所信仰的一切都永远地沉没了，而且很多人，其中不止一个是我的朋友，正遭到迫害或经受着严刑拷打。但是我却想唱歌跳舞，那些坏消息（或者是种种不祥的猜测）只能给我的快乐火上浇油——请允许我用这么一个附庸风雅但却恰能表达我的精神状态的词，我甚至敢肯定那也是加门迪亚姐妹的精神状态，是很多在1973年9月时年龄在二十岁上下的人的精神状态。
清晨五点的时候我在沙发上睡着了。四个小时之后，安赫利卡叫醒了我，我们在厨房里安静地吃了早餐。中午她们把两个行李箱塞进汽车，一辆六八年的柠檬绿雪铁龙，然后驶向了纳西缅托。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她们的父母，一对画家夫妇，在孪生姐妹还没满十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好像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有一次我看到了他们的照片：他皮肤黝黑，很瘦，颧骨很高，带着出生在比奥比奥大区南边的人特有的忧伤和困惑的表情；她比他高，或者说看起来比他高，有点儿胖，脸上是甜美自信的微笑。
他们死的时候给孪生姐妹留下了纳西缅托的房子和穆尔钦附近的几块土地，让她们能宽裕地生活。房子位于镇子郊外，是三层的木石结构，最顶层的阁楼被用来当了画室。加门迪亚姐妹时常谈到她们的父母（在她们看来胡利安·加门迪亚是他那一代最好的画家之一，虽然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听到过他的名字），在她们的诗歌中经常出现迷失在智利南部、陷入绝望境地和绝望爱情中的画家。胡利安·加门迪亚绝望地爱着玛丽亚·奥亚尔顺？回想起那张照片我觉得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却完全相信在智利，在60年代，会有人绝望地爱着别人。虽然这样的爱情让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种爱情就像是遗失在巨大的影片资料馆里一个被人遗忘的架子上的一部电影。但我相信真有这样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