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说真话是什么后果，有时是祸患无穷啊! 我有个品学兼优的同班同学，安徽人，“大跃进”中回家探亲，发现他一家活活饿死了五个人，只剩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孩。但他是纪律性很强的复员军人，回校后并未声张，只向组织作了汇报，并私下向同学要了一些粮票。这些使他横遭批判，变成内控对象，毕业后被发配到边远地区。60年代近代史所有个出名的才子沈元，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因为翻译了赫鲁晓夫报告被打成右派开除，摘帽后因为一篇出色的论文被调到研究所，在那个年代他是唯一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学术论文的青年学者，名气很大。“文革大革命”期间遭了殃，被近代史所扫地出门，到街道又被赶走，投奔亲戚，没人敢收留，他无家可归，吃住无着，为了活命投奔苏联大使馆，被抓回，定成叛国罪。发回本所讨论，全所同人一致通过给他以极刑，包括当初赏识他的黎澍。后来我到所后，私下打听，发现有许多同情者，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话，可见许多人是违背良心的。这怪他们吗?不!“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信阳农村干校劳动，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这里饿死上百万人，有的全家死绝，甚至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令人惊诧的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居然没有发生动乱。事实并不如毛主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极端的高压中，是无人反抗的。信阳也有不怕死的，至多也是准备到北京告状，但走不出县界，就被作为反革命处治。后来据说因为李先念回蔡县探亲，发现邻县信阳的灾情，错误才被纠正。据官方统计，在这时期全国饿死的有两千万人，民间统计有三千万。
在这种情况下，说真话怎能不成为道德的最高品节哩! 这是中国的国情，不会为外国人理解，也不会为现代年轻人理解。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一位年青作家当着许多学者的面指责说:“你们这一代人太没有骨气了，难道就不会辞职? ”这句话问得我们哭笑不得。
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可怕的是人的异化，其中最可怕的是自我异化。在1959年的“交心运动”中，人人都把最切己的隐私全部晾出来交给党，比天主教徒向神父忏悔还彻底，因为宗教并不要求你说自己没有的东西，可“交心运动”，要把自己说得最坏、最丑，还要公示于众，才是对党的最忠心。因此你说你自己坏，我说得比你还要坏；坏得还不够，那就再添油加醋。要知道这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是自己给自己贴小字报、大字报。就这样在年青的大学生中展开了一场践踏自己的竞赛，弄得人人面目全非，最后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有一个同事甚至编造出在朦胧中想谋害毛主席的一闪念，把自己妖魔成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来显示忠诚，发疯一样地扭曲自己，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成为他专案组的成员，才弄清真相。自己坑害自己，人成为非人，后人又怎能理解这鞭入骨髓的精神戕害啊!
那个时候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疯狂地践踏自己和同类，这也许是后人永远不理解的谜团。不进入这特定的历史情境，感同身受这一代人的苦难和精神残缺，又怎能找到答案？
圣人不是天生的，李先生也一样。他本名李忠，参加革命时化名李慎之，名为心声，由此可见，他是以谨慎言行的自勉投奔共产党的，并没有天生的反骨。他也软弱过，被打成右派后，一度想自杀，有时他对着镜子伸出舌头，恨不得一剪子把这惹祸的舌头剪掉。这样的苦痛、惶惑、动摇，是由于全身心地献身他信仰的事业，而又被他追求的信仰无情地抛弃。所谓的“错误”是他遵循党的教导说了一点真话的结果，那足以使人遭受灭顶之灾的右派帽子也是他崇拜的毛主席一手钦定的，这怎能不使一颗赤子之心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