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鞋尖抠起了土，想要找到喷出这些水柱的蛤蜊、海猴子或是其他任何生物。这时，舒勒兴奋地跑了过来。她抬头望着我，用她的土星语叨咕着什么。她没有辅音的语言听起来像是一个卡通鬼怪在一本正经地说话，一会儿发出“哦”的一声，一会儿发出“啊”的一声。显而易见，到了我和朱莉作决定的时候了。我们可以让她退回几步，这样她就不会弄脏衣服；我们也可以允许她将干净的小手伸入乌黑、发臭的泥浆中，自己去探索沙滩上居住的所有小公民。这从来都不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我捡起一只小螃蟹，将它放入舒勒的手中。从她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了无比的惊奇之情。于是，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就显而易见了。
舒勒活在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中，但她常常会让我们窥几眼她的世界。而也有那么几天，正如那天在潮水留下的水塘旁一样，她会加入我们的世界。
2002年12月中，我们4次前往耶鲁儿童研究中心。为了让舒勒在那儿看上病，我们等了足足一年，历时之久在我看来几乎可恨。因此一旦最终轮上了我们，我也决不能无端放弃；并且，一旦我们被接纳，获得的也会是他们毫不分散的注意力。
美国儿童成长研究之父阿诺德?吉赛尔博士于1911年成立了一个机构，即之后的耶鲁儿童研究中心。经历了20世纪近百年的发展，这一中心因在儿童成长问题上采用了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而享有盛誉，被视为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之一。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美国前第一夫人）在耶鲁法学院学习期间，曾自愿到儿童研究中心工作，学习在儿童大脑发展上最前端的学术成果。现在，感谢我的雇主耶鲁大学和我在给裤子上保险时意外得到的保险金，我最终得以带着舒勒走进那些被奉为圣地的大厅中。显而易见，舒勒没有像被期望的那样诚惶诚恐。她的主治医师发现我们时，我俩正在一张环形座椅上玩耍。我们绕着椅子奔跑，身为议员的前第一夫人要是看到这一场景一定会深为不满。医师的名字叫贝奇。她年轻，说话温和，态度真诚。我猜要是整个童年人们都叫你贝奇，你也会变成那样的。
从相见的第一刻起，舒勒和贝奇似乎就打心眼里喜欢上了对方。我们相互作了自我介绍，舒勒令人意外地给了贝奇一个拥抱。随后，贝奇将我们带进了一间活动室。活动室被半堵高大的墙隔开，墙上镶有玻璃。我们之后才知道耶鲁的实习生们会在墙后边观察边作记录。贝奇十分友善，对工作也尽心尽力。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她俩间的沟通不会一帆风顺。刚开始作玩具试验时，贝奇就开始向舒勒提问，并对她发出玩耍指令。
“舒勒，娃娃饿了吗？你可以给她喂东西吗？她想睡觉吗？”我可以看出，贝奇试图相信舒勒的能力，上天保佑这颗试图这么做的心灵。但对贝奇的问话，舒勒一句都没听懂。她从一个玩具前跑到另一个玩具前，无所事事地转悠，但没有真正投入到任何一项活动中。
我坐在那儿，试图像一个隐形人那样不去介入。这时，我尝试了像检测人员那样用客观的目光观察舒勒。我试着放下我的希望和那些她是谁、我想让她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先入为主的情感。这时的我就像是一个首次脱离扶手，向泳池中央游去的孩子。我试着像他们一样观察她、评判她。为了准确评测，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而我看到的那个孩子快乐而友善，但却会时不时地与外界脱离。她几乎从来不同测评人员有目光上的对视。我看到的是一个似乎没什么问题的孩子，她像游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走马观花，总在被动地反应，总在观察。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在见到镜子中的自己时惊讶不已，几乎接近了被催眠的状态，她会跟自己的影子跳舞，却很少会同其他孩子一块儿玩耍。我看到的舒勒是一个沉默不语的3岁孩子。她无法学会用便池上厕所，常常口水耷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