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千里迢迢，给弟弟妹妹们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旧的画册？弟弟妹妹们心里不想什么，弟媳妹夫还不取笑我？”
母亲说：“那……我真是白粘了么？……就非扔不可了么？粘好保存起来，过几年，梁爽他长大了几岁，再给他看，兴许他又像没看过的一样了吧？”
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
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
收音机里在播着一支歌：
旧鞋子穿破了不扔为何？
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太啰唆……
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任何权利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亲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现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
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
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
一种特权。
我必服从。
我必虔诚。
我不能连母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地剥夺了！
我知道床下，柜下，还藏着一些饮料筒儿、饼干盒儿、杂七杂八的好看的小瓶儿什么的，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们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处。
我装作不知。
是的，我必庄重。
它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倘发自于我，是我的丑陋。尽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并且不忍彻底，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看重的……
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母亲到厂内的浴室洗澡。母亲被烫伤了，是两个邻居架回来的。
我问邻居：“秀华呢？”
她们说她仍在洗。
我从没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话，但那一天我生气了，待她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之后，我板起脸问她：“奶奶烫伤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
“知道你还继续洗？”
“我以为……不严重……”
“你以为……你以为！那么你当时都没走到奶奶身边儿去看看了？我怎么嘱咐你的！……”
母亲见我吼起来，连说：“是不严重，是不严重，你就别埋怨她了……”
半个多月内，母亲默默忍受着伤疼，没说过一句抱怨之词。
母亲又失去了假牙。一天母亲取下假牙泡在漱口杯里，被粗心粗意的小阿姨连水泼掉了。
母亲没法儿吃东西了，每顿只能喝粥。
我正要带母亲去配牙那一天，妹妹拍来了电报。
我看过之后，撕了。
母亲问：“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哪会拍电报？”
母亲再三追问。
尽管我不愿意，但终于不得不告诉母亲——长住精神病院的大哥又出院了……
母亲许久未说话。
我也许久未说话。
到办公室去睡觉之前，我低声问母亲：“妈，给你订哪天的火车票？”
母亲说：“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我不早早回去，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
母亲分明更是对她自己说。
我求人给母亲买到了两天后的火车票。
走时，母亲嘱咐我：“别忘了把那瓶獾油和那卷药布给我带上。”
我说：“妈，你烫的伤还没好？”
母亲说：“好了。”
我说：“好了还用带？”
母亲说：“就快好了。”
我说：“妈，我得看看。”
母亲说：“别看了。”
我坚持要看。母亲只好解开了衣襟——母亲干瘪的胸脯一大片未愈的烫伤的溃面！
我的心疼得抽搐了。
我不忍视，转过脸说：“妈，我不能让你这样走！”
母亲说：“你也得为你四弟的难处想想啊！”
……
母亲走了，带着一身烫伤，失落了她的假牙。留下的，是母亲的临时挂号证，上面草率的字写着眼科医生的诊断——已无手术价值。
今年春季，大舅患癌症去世了。早在一九六四年，老舅已经去世了。母亲的家族，如今只活着母亲一个女人了，老而多病，如同一段枯朽的树根，且仍担负着一位老母亲对子女们的种种责任感。那将是母亲至死也无法摆脱的了。
我想我一定要在母亲悲痛的时候回到母亲身旁去。我想如果我不去就简直太浑蛋了！
于是我回到了哈尔滨。
母亲更瘦更老更憔悴了，真正的就好似根雕一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