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点儿！”
“给点儿吧！”
“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
我不吭声，快快地走。
“再不给就抢了啊！”
我跑。
“抢！”
“不抢白不抢！”
他们追上我，推倒我，抢……
我从地上爬起时，“强盗”们已四处逃散，连粮袋儿也抢去了。
我怔怔地站着，地上一片踏烂的绿。
我怀着愤恨走了。
回头看，一老妪在那儿捡……
母亲下班后，我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遭遇，凄凄惨惨戚戚。
母亲听得认真。凡此种种，母亲总先默默听，不打断我的话，耐心而怜悯的样子。直至她的儿女们觉得没什么补充的了，母亲才平静地作出她的结论。
母亲淡淡地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那么小气，他们还不抢你么？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母亲往往像一位大法官，或者调解员，安抚着劝慰着小小的我们与社会的血气方刚的冲突，从不长篇大论一套套地训导。一向三言两语，说得明明白白，是非曲直，尽在谆谆之中，并且表现出仿佛绝对公正的样子，希望我们接受她的逻辑。
我们接受了，母亲便高兴，夸我们：好孩子。
而母亲的逻辑是善良的逻辑，包含一个似无争亦似无奈的“忍”字。
仅仅为使母亲高兴，我们也唯有点头而已。
可能自幼已忍得太多了罢，后来于我的性格中，遗憾地生出了不屈不忍的逆反。如今三十九岁的我，与人与事较量颇多，不说伤疤累累，亦是擦伤遍体。每每咀嚼母亲过去的告诫，便厌恶自己是个犟种。忏悔既深久，每每地克己地玩味起母亲传给我的一个“忍”字。或反之逆反，或曰“二律背反”也未尝不可。却又常于“克己复礼”之后而疑问重重。弄不清作为一个人，那究竟好呢还是不好……
一场雨后，榆钱儿变成了榆树叶。
榆树叶也能做“小豆腐”。做榆树叶汤，滑滑溜溜的，仿佛汤里加了粉面子。
然而母亲厂里的食堂将那片榆树林严密地看管起来了，榆树叶成了工人叔叔和阿姨的佐餐之物。
别了，暄腾腾的“小豆腐”……
别了，绿汪汪的“滑溜溜”……
别了，整个儿那一片使我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并幻想伺以狼犬严守的榆树林……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可做“小豆腐”可做“滑溜溜”的榆树叶儿“共产”起来，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倒是我那占为己有的阴暗的心思，于当年论道起来，很有点儿自发的资产阶级利己思想的意味儿。
不过我当年既未忏悔，也未诅咒过。
母亲依然有东西带回给我们，鼓鼓的一小布包——扎成束的狗尾巴草。
狗尾巴草不能做“小豆腐”吃。
不能做“滑溜溜”喝。
却能编毛茸茸的小狗、小猫、小兔、小驴、小骆驼……
母亲总有东西带回给每日里眼巴巴地盼望她下班的孤苦伶仃的孩子们。
母亲不带回点什么，似乎就觉得很对不起我们。
不论何种东西，可代食的也罢，不可代食的也罢，稀奇的也罢，不稀奇的也罢，从母亲那破旧的小布包抖搂出来，似乎便都成了好东西，哪怕在别的孩子们看来是些不屑一顾的东西。重要的仅仅在于，我们感受到母亲的心里对我们怀着怎样的一片慈爱。那乃是艰难岁月里绝无仅有的营养供给、高贵的“代副食”啊！
母亲是深知这一点的。
某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被一辆停在商店门口的马车所吸引。瘦马在阴凉里一动不动，仿佛处于思考状态的一位哲学家。老板子躺在马车上睡觉，而他头下枕的，竟是豆饼。
四分之一块啊！
我同学中有一个是区长的儿子，有次他将一个大包子分给我和几个同学吃，香得我们吃完了直咂嘴巴。
“这包子是啥馅的？”
“豆饼！”
“豆饼？你们家从哪儿来的豆饼？”
“他爸是区长嘛！”
我们不吭声了。
豆饼是艰难岁月里一位区长的特权。
就是豆饼……
我绕着那辆马车转了一圈儿，又转一圈儿，猜测那老板子真是睡着了，就动手去抽那块豆饼。
老板子并未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