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诸多名文都是在这种心境里产生的。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除了觉醒的心以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1927年，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说：“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因此，我们能够想见鲁迅的特殊性。跟民国众多的学者教授不同，鲁迅对经济、生计的敏感是异乎寻常的。作为长子的压力，作为公务员的束缚，他活得并不舒坦。他一直生活在紧张、纠结之中，直到1926年，他还在为跳槽患得患失，这一年他去了厦门，又去了广州，就是为了多挣钱。
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他选择了上海为定居地。有学者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出于经济的筹划和生存的盘算──这里汇集了全国最多的报刊、书局以及其他经营性文化设施，只有这里才能为纸间的劳作提供丰足持续的版税与稿酬，从而去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些都表现出先生清醒务实的经济头脑。”
这其实也是高看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师友们对他的帮助确实也开始见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元，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共计14700元，折合黄金490两。这些稳定的收入使鲁迅终于有了最后10年的较为稳定的生活。
1927年，鲁迅年收入3700多元，超过了北京生活时期。1928年，鲁迅年收入5900多元，其中一大半来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收入。1929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合人民币100多万元），其中一大半来自他跟自己的学生老板李小峰打官司追回的版税，他的学生、北新书局的“书商”李小峰扣其版税，经协商分期向鲁迅偿还，据郁达夫说，总数有20000元之巨。1930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1931年，鲁迅年收入8900多元。1932年，鲁迅年收入4200多元。1933年，鲁迅年收入1万多元。1934年，鲁迅年收入5600多元。1935年，鲁迅年收入5600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