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乡土有很多陷阱，说农民没改变是不负责
我知道在学术这方面乡土文学其实一直是您重点研究的领域，但是好像中国现代以来的乡土文学从开始其实就不是特别把乡土本身当作它所关注、所描写的重点，可能在那个时代或者是被当作一个对旧时代的讨伐，或者是当作对新民的启蒙，或者是当作挖掘阶级，或者又可以说它变成一种对历史的追根溯源等，而且它其实也没有办法满足很多读者想通过作品看到中国乡村、乡土真实现状的一种阅读的期待，我不知道我对于这种乡土文学的感觉是不是准确，中国的这个乡土文学自它产生开始是不是有这么样一种现象。
梁鸿：我觉得你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就是文学里面的乡土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象征性，这可能是文学界一直以来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乡土它是多个层面的乡土，文学也是多个层面的文学，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有它的虚构性、塑造性，作家写乡土并不应该完全局限在反映现实上，这只是一个层面，就像我这样写作是可以的，但是另外一种方法写作也是完全可以的，有些是完全虚构出的乡土中国，那种狂欢的、荒诞的，像莫言、像阎连科那样的东西，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乡土。文学是多个通道的。反过来再说，如果说所有的乡土文学都完全是一个虚构意义的，完全是借乡土来说话的，像刚才你说的，我想它是缺失的，它缺失一个特别大的层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中国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你没有把你的经验最大程度地书写出来，没有把经验背后的逻辑最大程度地书写出来，那么你文学家的任务是没有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可能一些书写一直被忽略掉了，但是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比如说鲁迅他们那一代以来的乡土书写，就不能把它二元对立化，只能说这样一个层面可能一直没有被完全地呈现出来，大多还在象征性的启蒙的一个视角。
这个是现代文学一直传下来的一种启蒙传统。在当下的这种乡村书写、乡土书写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要么彻底被忽略掉，那么有时更多的其实是被当成一个当代社会问题的解毒剂，变成了一个想象，就是把原本可以很真实非常有质感的乡土变成了田园乌托邦的一个美梦，这其实变成了当下写作新产生的一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