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海到台(3)

你要知道那是台湾的南部,是高雄、左营的夏天,而且是七八月,炎热的程度可想而知。有的时候我抱着女儿在大太阳底下走好远,到军营办公室去打听我先生的消息。

到了晚上,小孩子可以随便放一个地方先睡,我一个年轻的女子,只有等人家都睡了,我才在走廊铺一个毯子,打一个地铺睡下。早上很早我就起来,把东西收拾干净,因为等一下大家都起来了,不能把地铺留在走廊上。

中国航空公司是1949年初开始撤退的。我父亲是人事科长,他是带着第一批工作人员先撤退到了台南,为在台湾重新组建“中国航空公司”做准备。1949年11月,发生了著名的“两航”起义,台湾当局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十二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回到了大陆。我父亲本来也想回上海看看,走到基隆,人家不让他上船,他就回来了。他们这些已经到台湾的“中航”工作人员领了一笔遣散费,就被遣散了。因为我父亲是航空公司的科长,他们就给我父亲临时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就是物资调节委员会。物资调节委员会在台北,他们就让我父亲跟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住到一个宿舍里。这样他在台南的那个临时宿舍就空了下来。父亲知道我在我先生的姐姐家住在走廊上,就说他在台南的宿舍暂时也不住,让我先到台南住到他的宿舍里。这样我就离开了我先生的姐姐家,一个人带着女儿到了台南。那时我还没有工作,有一次我生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父亲在台北,我先生被关着,真是没有一个人管我。那时女儿还在吃我的奶,我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吃饭,我们母女就躺在床上磨了好几天,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到了9月新学期开学时,我的堂兄介绍我到台南一所私立光华女中教书,本来他在那里教书,后来因为他又找到一个省立学校教书的工作,就把我介绍到光华女中了。于是我住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带着女儿住在一个大宿舍里,是日本时期留下来的。它不是正式的整齐的房子,是一个统舱式长条的大房子,房子中间是通道,水泥地,两侧就是住房,没有顶棚,屋顶上可以看见木头的梁柱。每侧各住了两家教师,一拉门上去就是地板,地板上铺着草席,就是日本式的榻榻米,我买了一个竹床跟我女儿睡。做饭就在通道上,开门下去是水泥地,我买了个小煤油炉在那里烧饭。因为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我切好菜、擀好饼或是面条,就放在房间的榻榻米上的一个小桌子上,然后下去点炉子。那时我女儿刚满周岁,已经会淘气了,当我点好炉子再回来,我女儿已经把我准备好的面条呀、饼呀统统都抓了,我只好重新再来。后来,我找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女孩帮忙带孩子,有时女孩请假,我就带女儿去教课,把她放在教室后边一个空位上,给她一张纸、一支笔让她乱画。有时她忽然说,妈妈,我要尿尿,我就赶快带她去厕所。幸好同学们还都不错,也不说什么。

有一次台南刮起非常可怕的台风,那天台风非常大,就好像要把房顶掀起来一样,我就带着女儿躲到了竹床的底下,我是想,万一房顶被台风掀起来,我们母女两个也算有个遮挡。忽然间看见外边都是火光,而且很多人大喊大叫的真是可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我们住的地方隔着马路对面是一个小学,叫胜利国小,里面有一部分教室住着军队。台风把他们住的教室的屋顶给掀开了,屋里漏了雨。因为电线也被吹断了,所以也没有灯。那些士兵就点起了蜡烛,整理漏雨的房屋。不小心引起了大火。还好,没有殃及我们住的地方。这是我在台湾遇到的一次最大的台风。

我们母女就这样生活着,可时间长了人家当然很奇怪,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个孩子,整年的都不见我先生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也没办法跟人家解释,我不能说我先生因为“匪谍”嫌疑被关了,那还了得,学校哪还敢聘我,我不就又无家可归了吗,这些我只好默默地承受着。这就是我当时在光华女中三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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