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喜欢早睡觉，有时当然是为了学习和写功课，有时也看一些小说等闲书。闲书看的很杂，像“四大名著”、《七侠五义》、《小五义》我都看，还有《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母亲有时睡了，一觉醒来看我还亮着灯，就说：黑更半夜都两点了还不睡觉。我家原来也是点油灯，那油灯是一个金属的底座，上面是一个玻璃罩子，这种油灯点着以后有时会冒烟，时间一长灯罩就熏黑了，需要常常擦。我们就用一个木头棒子头上绑上棉花，在玻璃罩子里面东转西转，把它擦干净。后来家里装了电灯，就方便多了。反正不管是电灯还是油灯，听到母亲叫我睡觉，我就熄了灯，拿个手电筒躲到被窝里接着看。
初中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我初二国文的纪清漪老师。那是1936年，当时她是相当左倾、革命的。上课的时候，她讲抗日，讲革命，真是慷慨激昂。日本军队一进城，她就不见了。大约1996年前后，在北京女二中校友会上，我的一个校友告诉我纪老师还健在，我们就一起去看望了她，已经九十多岁的人了，还是那么有精神。虽然腿脚行动不方便，但头脑还很清楚，说话还是那么响亮。
初中二年级时还有一位教英文的姜老师非常好，我的英文如果一直是他教，肯定比现在好。因为他教英文要求我们一定要背，还不只是背，一定要我们用英文写作文。考试也是一样，也要写英文作文。可惜姜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人占了北平，取消了英文，改学日文。因为对日本的抵触情绪，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学，当然也就不好好学。教日文的老师是从东北请来的，教了一个学期以后，老师要接着往下教，可是我们都说前边的还不会，只好从头来，总而言之，日文根本就没好好学。后来恢复了英文，每周也只有两节课，换了一个年轻的老师，上课时说说笑笑的不大认真，所以我的英文基础就没有打好。
进入高中一年级后，有一位名叫锺一峰的老教师来教我们的国文课，他有时也鼓励学生们学写文言文，我把过去给父亲写文言信时所受到的一些训练，用在了课堂的写作之中。当时我不仅喜爱诵读唐宋诸家的一些古文，同时也还喜爱诵读六朝时的一些骈赋，我在课堂上还试写过一篇《秋柳赋》，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赞赏。
高中二、三年级的国文老师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叫王鸿逵。他上课的时候很害羞，也不敢看同学。因为我国文好，所以对我印象颇深。前几年我到台北讲学，报纸上发了消息，一天突然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爷爷是我的老师，想要见见我。就是这位王鸿逵老师。后来我就去拜访了他，是台大教授林玫仪夫妇陪着一起去的，还录了像。
高三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准备上大学国文系，西单牌楼附近成立了一个国学班，讲《诗经》、《书经》、《易经》和《左传》。我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就去国学班学习。记得教《诗经》的是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我曾把平日写的一些诗拿给他看，那时年轻人写诗的已经不多了，他看了我的诗很高兴，在批语中曾经称赞我说“诗有天才，故皆神韵”。其实，我高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还不是语文老师，而是数学老师萧佩荪先生。他讲的大代数、解析几何，真是清楚，我非常喜欢，也下了不少工夫。常常做习题到很晚，数学成绩也很好。可以说，高中阶段，我的精力都放在数学上了。因为我从小国文底子很好，所以中学国文课对我影响不大，中学时代我收获最大的其实是数学。当然现在我已把那些数学公式全忘光了，不过，我相信学数学时所习用的那些推理和思辨的方式，对我也仍是有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