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这句话说得仿佛他们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其实，这只是前哨战而已。胡适与梁启超阵营正式对垒上阵是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顾名思义，论战的目的当然不是让真理越辩越明，而是要打倒对方，争取或巩固自己的文化霸权。“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爆发的时候，胡适已经取得了“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代言人的地位及其诠释权。因此，这个论战对他的意义，是一场代言地位与诠释权的保卫战。为此，他必须防止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保守思潮汇流。用他跟丁文江在论战里赐给论敌的尖刻的封号来说，就是要防止中国的“玄学鬼”利用西方的“玄学”来借尸还魂。从这个意义来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胡适在文化霸权争夺战上的另一个里程碑。由于当时文化界普遍认为科学派获胜，胡适的文化霸业等于是更上了一层楼。
胡适在文言与白话之争以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里的文化霸权争夺战，大家已经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他1923年1月被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的读者票选为“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之一。这份英文周刊的读者主要是当时住在上海的外国人。表面上看来，票选的结果并不会影响胡适在中国的文化霸业。然而，聪明如胡适，他深知这个活动不可等闲视之。在今天的中国，洋人的加持与认可的镀金效果，何止是几何级数！以胡适当时如日中天的名望来说，他完全不需洋人的加持。但是，胡适了解，如果能入选为上海最具权威的英文周刊所选出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那会助长他在西方世界的声名。因此，在票选活动开始四周以后，胡适很有技巧地在他编辑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抗议”评选标准的偏颇。他批判那是外国人在票选“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不代表中国多数人的意见。他拟出自己心目中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最有意味的是，他把“学者”列为第一组——自己的名字当然不与列——暗讽这是上海滩的外国人所懵懂的。不管这篇文章是否发生了暗示、催票的作用，他顺利地当选为“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的第十二名。
然而，即使在胡适文化霸业的巅峰，阴霾的征兆也已开始出现。胡适要学生专心求学，先让自己成器，然后再谈救国的主张。这不但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背道而驰，而且跟理论性、战斗性都强的马克思主义相抵触。《新青年》的分裂，以及胡适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就是这个阴霾征兆的先声。由于处在文化霸权的巅峰，胡适没觉察到他的文化领导权已经开始遭受挑战。在他的名望日正当中的1920年代，这些挑战，胡适都可以斥之为肤浅、幼稚甚或置之不理，却丝毫不会影响其声望。然而，随着局势的恶化以及知识阶级的激进化，胡适的文化霸权终究会在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正面的挑战下而趋向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