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进一步升温，后来发展到了叫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刘伯承本来是在外地养病。他接到会议的通知以后，不得不赶到北京。
离开南京的时候，刘伯承就有了预感，他一夜未眠，本来就不好的眼睛充了血，红得让人感到害怕。
医生说：“首长，您的身体……”
他说：“不要再说了，上路吧！”
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未眠，下火车时，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眼压达到了70多。
来接他的同志自然不失礼貌，但元帅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他被安排住进了北京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讨。他冒着失明的危险，一字一句地写检讨。
陈毅等老同志来看他，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在写检查，真不知说什么好。陈毅说：“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写100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7月10日，刘伯承来到了怀仁堂。他是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的。
刘帅一生多次上过讲台，无论是讲军事理论，还是讲党的方针政策，他都很是自如。但今天他要在这里做违心的检讨！
他扶了扶眼镜，开始向军队高级干部讲自己在军事学院以来的工作。这里有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评。
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做违心的自我批评时会多么难受。功勋累累的刘伯承元帅，心中所受的折磨会是怎么个样子。更何况他是拖着病体，强站在讲台上的！
他以巨大的毅力，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检查。
这时台下爆发出了极其热烈的掌声。有不少同志是眼含热泪听完他的检讨的。时至今日，不少听过他检讨的同志，说起那次会来，还记忆犹新。
刘伯承作检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保护一批同志，想让这件事情平息下去。但他的想法还是太善良。军委扩大会议的后期，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萧克、李达等同志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还是不能过关，非要他们承认是反党才行。说起这些来，萧克将军一直很气愤：“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加入党的，叫我承认反党，我绝对不能接受！”
在斗争会上，蔡铁根大校说了几句真话，被当场撕下肩章，推到台下看押起来！
此后这些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后来都受到了组织处分。萧克、李达都被撤了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另外一些同志，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有的降职降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次反教条主义被作为一次路线斗争，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等被折磨致死。那位蔡铁根大校，则像张志新一样，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刘伯承没能听到平反的消息就离我们而去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刘伯承元帅的心情更加不好了。这一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都很清楚。特别是他的夫人、战友汪荣华，更明白他的心思——平时就不肯多言的他，此时变得更加沉默。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站在窗前，好半天不说一句话。
汪荣华怕他心中郁闷，加重病情，就劝他说：“你不要想那些事了，看看闲书……”
刘伯承说：“你的心思我知道，我相信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刘伯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这还叫汪荣华怎么说？汪荣华只能和他一起沉默，和他一起等待历史的公正评价。
此后的日子里，教条主义像一块巨石，压在年迈多病的老帅心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双眼几近失明，他对那些极左的事情越来越不能理解了。但他还是坚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