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和姐姐到城里上了中学，弟弟们在西郊人大，小波的“蔫淘”更是出名。有一次，好像是他打死了邻居家的鸡，七八岁的年龄，他自己一个人走了四十里路，跑到城里找我们，搞得爸爸哭笑不得。他的能吃苦，那时就显出来了。他小学时转学到了城里，和妈妈姐姐还有我和晨光同住在教育部大院，星期天大家都回到西郊人大，和爸爸小平及姥姥团聚。从教育部到人大，他常常是走着回去，省下路费跑书摊。那时大家常说，小波真能走路、能吃苦。
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才是个初一的学生。爸爸妈妈受冲击，无人顾及我们。他在教育部大院和一帮小朋友搞了很多恶作剧。他们玩各种男孩子们的把戏，爬树上房玩火。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告诉我：你弟弟在红星楼顶走边沿呢，比谁不怕死。我听了吓了一跳，那是个五层的高楼，楼下都是水泥和石板的地面，如果掉下来，不死即残。后来教育部的一个副部长被关在楼上，忍受不了迫害，就从这座楼上跳下摔死了。那时候各部门都处于瘫痪状态，无人看管，小波曾偷偷钻到教育部档案室里看了很多文件。后来他告诉我他从一些数字中看出的问题。我暗暗吃惊，他那么小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小波从小嗜书，读书极快极多，记忆力极好。上小学时，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西单商场的旧书摊。他在那里读了多少书，只有天知道。从小他的记忆力就让家人惊异。有一次，好像是他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姐姐弟弟们一起闲聊，他大段大段地背诵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他还说，那是读着玩的，其实并不太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他读完了《十万个为什么》，就成了全家的顾问，家中人有什么日常问题，常去问小波。那时，他也才上小学二年级。
我读书比起他来要慢多了，记得“文革”初期，1966年时，姐姐拿回家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说明天就要还给人家。我和小波就争着读，最后谁也争不过谁，索性并着头一起看那本书。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他的脑电波影响了我，我也能很快地读书，脑子突然非常灵了。当时我就想，小波的脑子与众不同。他能一天就读完厚厚一大本书，还能记住全部内容，真让我羡慕不已。
但是，他最热爱的还是文学。从小，他对文学就有着执著的爱。他用文学，用大量的文学书籍，完成了自我教育。小学五年级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刺猬的作文，被选作范文在学校的广播里播送。“文革”后，他去了云南农场，休假回京时，他写了不少杂文和随笔，记述云南的生活和见闻。我当时在山西插队，每次回北京首先要读的，就是小波写的文章。那些文章是那么生动幽默，引人入胜，让我忍俊不禁。从那时起，他就没有停止过写作。他的文章写在一些纸头上，写完了，也满不在乎地乱扔。可他的文章很快就成为全家人最爱读的东西，也在一些朋友中间流传。
后来，我到了山东烟台，他当时由云南回北京，在北京呆不住，他也到了山东，在青虎山插队，吃了二遍苦。这些生活也成了他的文章素材，可惜当时的文章没有留存下来。1971年他到我在烟台的家，看了我的藏书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可要好好保存着你的这些书。那些书当时都是禁书，是一些文学名著。那时他在青虎山连肚子都吃不饱，可每次跑到烟台首先是看书，再填他的肚子。我和秀东（即王征的丈夫衣秀东——编者注）常常感叹，他是个书痴。
恢复高考后，我们都上了大学。小波毕业后不久去了美国。他获得硕士学位，又受了洋插队的罪。其中的艰辛，他不愿意多说。学成回国后，我曾劝他写写美国的生活。那是1988年，从美国回来的人很少，关于美国的文章也很少。我想，他写出来一定会受欢迎的。可他说，我不愿意写美国。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开始写在美国的经历，写到欧洲的旅游。我从其中读到了他的经历，他深藏心中的甘苦。轻松风趣的语言背后，有他身心所受过的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