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白、杜甫相比，李商隐的诗叙事性更少。李白的《长干行》开篇就是“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有一个故事在发展。杜甫的诗叙事性也很强，《石壕吏》中“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也是叙事。李商隐的诗最大的特征是把故事全部抽离。荷叶在什么地方，当时是什么时间，他都不太界定，对事物是比较抽象的描述。可以说晚唐的诗摆脱了叙事诗的限制。
李商隐的风格比较接近“象征”，象征主义是借用的西方美学的名称，特别是指十九世纪末期波特莱尔、魏尔伦、兰波、王尔德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
王尔德很有名的童话都是采用象征手法。他曾经写过，有一个大学生爱上一个女孩，那个女孩要他送一些盛放的红玫瑰给自己，才答应和他跳舞。可是大学生的花园里一朵玫瑰也没有，他哭了起来。哭声被一只夜莺听到了，它感受到了这个青年男子内心的爱和落寞，决定为他完成这个心愿。于是，它把自己的心口贴在玫瑰树的刺上开始唱歌，鲜血灌注进树的“血管”，一夜之间，红玫瑰的花瓣次第开放。在这个故事中，王尔德用象征主义手法描述了如果用生命去付出，用心血去灌溉，绝美的奇迹就会发生，很像李商隐写的“身在情长在”。第二天，大学生在窗外看到了一朵盛放的红玫瑰，但他没有看到底下有一只夜莺的尸体。这就是所谓象征主义的文学，常常用寓言或者典故来书写个体的生命经验。
我不鼓励大家去读那些有关李商隐诗句的注解，越注解离本意越远。有时候我对学生说，我很喜欢李商隐。他们问读哪一个版本的注解，我说读王尔德吧。我觉得王尔德是对李商隐最好的注解，一个在英国，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十九世纪，一个在九世纪，可是他们仿佛是同一个人，关注的内容是那么相似。他们分别用汉语和英语写作，不同的语言却有相同的意象，他们都喜欢写月光，喜欢写莺，喜欢写一些华丽与幻灭之间的交替。从这样一个角度，大家可以进到李商隐的诗歌世界，慢慢感觉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大概曾经有过李白那样的感觉，曾经希望豪迈和辽阔；我们大概也有过杜甫那种对现世的悲哀，偶然走到街头，看到一个穷困的人，希望能写出《石壕吏》中的悲情；但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部分，很接近李商隐那种非常个人化的感受。李商隐的诗中有非常私情的部分，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在面对自己的私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