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美国的第五年才认真想到要过一回春节。那四年的春节总被忙碌或无心境省略了。只知道唐人街菜蔬店早早关门的这天是除夕，整天的打烊，当然就是年初一了，没有穿新衣、新鞋的大群孩子把炒花生和炒米糖之类拿到街上来吃；没有头插红绒花的少女；没有绢绸或纸扎的灯笼；也没有往女孩子身上扔炮仗的男孩子。节日就是某些中国人开的银行赠送的日历上的红字码，提醒你这个漂洋过海带到这里的古老新岁。你得特别留心，不然很轻易就错过了它。
我从来没了解过那些关着门的菜蔬店里面是怎样过年的。错过了四个春节，似乎情感与思念渐渐变得强壮抑或麻木了。有时会打个电话向父母拜年，却意识到一洋之隔错过得更多，那边已是年初二，或初三了。我也对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热情不高，但那些节日似乎太主流，因此太有淹没性，不容分说就把我纳入其中了。
这里大部分中国孩子对圣诞节的期盼远远胜过春节。那样的热切期盼使他们在感恩节之后立刻就进入了圣诞，而春节就成了他们节日情绪的收尾，有一点烟消云散的惆怅。他们意识到长辈们那与生俱来的勤劳在这个节日中苏醒，它启开的是望而生畏的三百六十个艰辛日子。偶尔也有孩子们披挂起来耍龙舞狮，锣鼓七七八八，龙和狮都显得有几分羞怯和扭捏。
我的朋友们问我：“春节你打算怎样过？”我回答：“没有打算。”我倒没有多去想：节日还需要个“打算”才能过？他们都打算去中国驻芝加哥的领事馆举办的除夕联欢晚会，有晚宴和歌舞表演，还有画展和抽奖。十五块一张门票能帮你打算出这么多节目，我可不能再错过它。
十多天前，我买了两张票，邀请我的房东太太依琳一同去参加这个联欢会。依琳六十多岁，是个不断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美德和优点的美国人。她常叫我替她多找些中国房客来，她说：“你们从来不拖欠房租，也不会把party开到早上三点。”依琳远比我兴奋，这是她第一次过中国人的节日。她洗了头发，盘个溜圆的髻在头顶，这发式让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叫她“甜圈饼奶奶”。
雪不大，并带着喜意，落在高速公路成千上万疾驰的车上。我忽然感到了一点童年过年时的感觉，那种盼望年夜饭的感觉，那种手掌摸在崭新的衣服上凉丝丝的感觉。依琳倒是穿了新衣，一条暗红印花长裙，她告诉我那是圣诞节从女儿那里得到的礼物。我的情绪渐渐赶上了她的，一遇堵车我就问她：“我们不会迟到吧？”
到了门口依琳拽住我，说：“怎么没有对联？”我说：“大概要到新年的早上才会有对联贴出来。”
其实春联在这里也是被省略的东西之一。这儿的中国人家门户上极少有贴对联的。唐人街的后代们对中国文字和语言也都缺乏热切感，往往会说几句而不会读写。春节在这里，成了个没有语言的节日。再没有那种图景：某人停在某个门前，为一副春联的新颖别致摇头晃脑地感动一番。不时在门上看见的，还是圣诞节剩下的松枝饰环，都枯了，却还占据着春联的地盘。这让我想到一些消失了文字的古老游牧民族，他们靠一系列节日中围篝火而坐的老人们把自己民族上千年的文化和历史吟唱给下一代。那些没了牙的嘴咬着快要磨损掉的歌词，把他们曾有的疆土、河流交代给后生们。后生们不明不白地承接过来，传诵下去，不是通过越来越浑沌不清的歌词，而是通过那节日气氛的濡染。把自己想成一个漂流而来的古老游牧民族，倒挺浪漫。这古老民族是靠气味、饭食、一切直观感觉而单单不靠文字使自己的文化传宗接代。
热烘烘的人语在楼梯上，孩子们用英语尖声喊着，在人们腿缝里乱窜，像深水层的鱼。不少女士穿着貂皮大衣，使她们需要大一些的活动半径。厅却很小，人们只能毛贴毛地站着寒暄，可惜了那些个款式和成色。依琳对那么多貂皮大衣惊讶不已，问我是不是中国人过春节规定要穿貂皮大衣，我说不是。她仍是不解，说：“我从来没见中国人在大街上穿貂皮大衣！”我说那是因为在街上没有人和她们结伴穿，穿会孤立；而在这儿，不穿大概会感到孤立。她说：“可我印象里，中国人总是喜欢最便宜的东西，比如‘九角九’商店，我看到最多的就是中国人。”我说我们中国人买九角九半打的袜子与买九千九的貂皮大衣是毫不矛盾的呀，我们的节俭是为了豪华。
我们打听着画展的方位，都说不清楚。最终看见角落里支起一块大案板，上面铺着一些未装裱的中国画。那些裱了的，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挂在直立的衣帽架上。画面因深刻的褶皱而显得古旧并来历曲折，似乎五分钟之前还紧紧挤压在行李卷中。卖画的是个满口山东腔的汉子，红紫脸膛，眼神愣中带羞。他在人群中显然看不见一张熟面孔，就索性把目光和每个人都错过去，使焦距涣散一些，人们对他的疏忽也成了他对人们的不理会。上前一问，他憨厚地笑着说自己刚从国内来，几百张字画果真被他卷裹成行李，随身扛来了。他解释说因为地盘小，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装配画框，只能凑合了。依琳当下买了两幅扇面，他高兴起来，不顾禁止吸烟的警示和那么多貂皮大衣，一支接一支抽起烟来。他叼着烟头，给烟熏得一只眼睁一只眼闭，把案上叠摞起的画一张张掀起，请依琳看。依琳少见多怪的“噢噢”声引得三四个人围过来，一个穿貂皮大衣的二十来岁的女孩，非常淡远地看着一张张画，看到一个上千元的价签，她就圆起眼睛向她男朋友（或丈夫）使个眼色。卖画的汉子渐渐折腾出一头汗来，他将嫌紧的黑色毛衣顺肚子卷上去，卷在胸脯上，里面是件米黄高领衫，乍看像裸出的肌肤。他不那么羞了，大口抽烟，大声讲着黄永玉的运墨特点。人们听着他，看着他，像看着码头上一个耍大刀的，看看就离去了。
这时大家急着要进入内厅去吃晚饭和看歌舞，忽然发生一阵恐慌：卖出去的餐票比餐位要多很多，很多人有票却不一定有饭吃。把门的人直是抱歉，说餐桌已坐满，请暂时没位置的人先忍一忍，等第一批人吃完。不少父母和孩子被拆开了，里面外面地呼叫。我和依琳推让了一会儿，我坚持她先进去吃，因为她十天前就攒出个好胃口，当天省去了午饭，就为了要好好吃一顿中国年夜饭。
二十分钟后我也被放进去，被安置在离依琳三张桌的位置上。她回头对我做了个鬼脸。我发现桌上有一盘面包、一碟黄油，每人面前摆着三道菜的刀叉和一碗生菜色拉。舞台上一条红布条幅，上面一行汉字一行英文，大意是庆祝春节之类。除此之外，就是一个个中国宫灯，再没其他字了。吃热菜时歌舞开始了。舞台上出现十多个穿旗袍的美国姑娘，金发红发盘成中国式发髻，每人执一把中国折扇，跳起中国秧歌来。她们个子都很高大丰满，做某些灵敏诙谐的小动作时，显得吃力无比却十分别致。缎面旗袍衩开得很高，圆滚滚的长腿一直露到根梢。她们一招一式都显出对自己肉体的坦然和磊落，那种中国女性的闪烁、暧昧或含蓄在她们身上荡然无存。尽管她们的步法、招式都对，但你越看越糊涂，不知她们在跳什么，不伦不类，倒颇有看头。原来民族的舞蹈并不只是一些动作，而是那民族心理特征的外化。那些招式和扭动应该同厅外画摊上的画相和谐，岩石或树枝从来不像这些洋姑娘的肢体和躯干，毫无阻力地伸展，毫无限制地自由。该是带些挣扎的，曲扭而充满疙疙瘩瘩的力量。
这个长达十多分钟的开场舞蹈使我意识到这个大年夜和我曾经在国内度过的大不相同了。年夜饭也不是曾经的年夜饭，依琳的好奇心受到了一定挫折。甜食是柠檬派，所有人都心满意足地吃着，丝毫没感到缺了什么。没人感到什么挺重要的东西被取代了。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捍卫早已不那么认真了。
一位据说是十分著名的中国歌星上了台，穿着粉红曳地的纱裙，一层一层又一层，娇小个人儿，似乎被一堆轻柔缥缈的粉红肥皂泡浮载着。她穿着十八世纪的西方盛装，唱的是二十世纪的流行歌曲。因为掌声不让她谢幕，她唱第八支歌时便成了黄梅戏。依琳不求甚解地跟着喝彩，不断用餐纸拭着额上的汗。这时我已步到厅外，实在招架不住厅内的温度。不知那些貂皮大衣什么感受。
厅外只剩了那个卖画的山东汉子，毛衣还是被卷起来的。他告诉我他是山东潍坊人，从小学画。他说：“潍坊那地方靠画画咋挣钱？”他十年前和一些向往现代化的人投奔了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深圳。他十分自豪地讲到中国卖画的行情，不像这里，没几个人真识货，磨一晚上嘴皮子，才卖了两幅扇面。我问他想不想家——大年三十的，他不置可否地嘿嘿笑笑。他说：“国内也就是这些（他指厅内），吃着喝着，看看电视，电视上也就是跳跳舞，唱唱流行歌儿。”过一会儿他想起什么，说：“也不是想家，就是想咱山东的饺子！”
依琳这时也出来了。表情很快乐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显然对大歌星或整个节目的内容都不太懂得。我们就同孤零零的卖画汉子告辞了，来到非常冷清的大街上。依琳把我拽进一家爵士吧，说怎么也要把这个中国人的重大夜晚替我好好过完。她替我和她自己都要了“Bloody Mary”，跟我碰杯说：“Happy New Year！”吧台上的人扭头来看我们，心想这两人准是醉了，跑这儿来过哪国的“New Year”？
我们喝酒，听爵士，守岁。挺逗的，这样一个大年三十。什么都不对，但一切都地道。我想起卖画人讲“咱山东的饺子”，可以想象，那饺子的地道。那地道原可以使我有一个机会去怀旧和自新，去沉醉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