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心灵支配身体还是身体支配心灵，人们总是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不休。哲学家们也早已加入了这一论战，孰是孰非，各执一词。他们自称为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为此争论了成百上千次，但这个问题看起来还是那么棘手，至今悬而难决。或许个体心理学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思路，因为在个体心理学里，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心灵与身体的日常交互影响。个体——包括心灵与身体——前来寻求帮助，而如果我们的治疗有所偏差，就无法帮助到他们。因此，我们的理论必须植根于实际经验，并能够经受得住实践的考验。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交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而且有最大的动机来寻找正确的切入点。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已经消解了许多源于这一问题的对立冲突。它不再仅仅是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心理还是身体都是生命的体现：它们都是生命这一整体中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理解两者在这样一个整体中相互作用的关系。人的生命仰赖于行动，仅仅发展身体是不够的，因为行动少不了脑力的调节支配。一株植物可以生根发芽，但它只能停留在一个地方，无法移动。因此，如果一株植物有头脑，或是任何一种我们所能理解的心智感觉，那都将非常令人吃惊。就算它能够预见未来，这个功能对它来说也是毫无用处的。比如说，一株植物想到“有人要来了，他马上就要踩到我了，我就要被踩断了”，可是它又能怎么办呢？作为植物，它终究无法转身逃开。
然而，一切能够行动的生物都能预见事情的发生，并据此决定行动的方向。这就暗示了他们是有头脑或灵魂的。
知觉你当然是有的，
否则你就不会有行动。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
这种预见并指挥行动的能力是心灵的核心机能。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明白心灵是如何支配身体的——它负责为行动设定目标。仅仅是不时地触发随机行动还远远不够，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既然是心灵的职能确定了行动的方向，所以心灵就处于生命的主导地位。反之，身体也会对心灵产生影响，毕竟行动的是身体本身。只有借助于身体的物理能力，不超越它的限制，心灵才能指挥身体行动。举例来说，如果心灵要指挥身体飞上月球，那除非找到一种克服身体局限的技术，否则它注定要失败。
人类的活动比其他任何生物都要多。这不仅是说他们的活动方式更多——这一点从人类手部的复杂动作中可以看出——还在于人类有能力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影响环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心灵对于未来的预见能力得到了高度发展，同时人们也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以期通过有目的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我们还能看到，除了阶段性的目标和相应行动之外，在每一个人类个体的行动背后，都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单一行动。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获得安全感。这样一种感觉与人们身处的情境有关，它意味着我们已经克服了生命中所有的困难，终于生活在安全与胜利之中。考虑到这样的目标，一切行动和表现都必须协调统一。而为了达成最终的理想目标，心灵也不得不完善成长。
身体也是如此。它也要努力成为一个整体：理想的目标早已深植于胚胎之中，身体在始终为之努力发展。打个比方，假如皮肤破了，身体就会着手修复使其完好如初。然而，身体并非孤军奋战在发掘自身潜能的工作中，心灵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提供帮助。锻炼、训练乃至常规卫生保健的价值都已得到验证。在奔向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这些都是心灵给予身体的帮助。
从生命的最初阶段到最后时光，这种关于生长与发展的合作始终不曾中断。身体和心灵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着合作。心灵如同马达，调动它在身体中所能发掘的一切潜能，使其成为牢不可破的安全堡垒。而在身体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表情和征兆中，我们都能看到心灵目标的印记。一个人在行动，那么行动中总有某种意义。人们转动眼睛，移动舌头，扭动脸上的肌肉，这便是表情，表情自有其意义，而正是心灵赋予表情意义。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探讨心理学——或关于心灵的科学——所要应对的究竟是什么了。心理学的宗旨在于研究个人所有表现的含义，找出他或她的目标，并将这个目标与其他人的进行比较。
在为了达成“安枕无忧”这一最终目标的努力过程中，心灵常常需要将目标具体化，也就是说，弄清楚哪里是“安全”的，如何才能到达。当然，总会有走岔路的时候，但若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就根本不会有行动。当我移动我的手时，心里一定已经有了一个行动的目的。有时候，心灵选出的方向可能通往灾难，但这只是因为心灵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以为这个方向上有最大的利益。所有心理上的错误都是这种行动方向选择上的错误。安全的目标是人类所共有的追求，只是有的人在寻找它的所在时发生了偏差，选择了错误的方向，以至于走入歧途。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表现或病征，但却无法理解它背后的含义，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尽可能将其简化为一个单纯的行为。让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偷窃。所谓偷窃，就是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分析一下这个行为的目的，无外乎是：窃取财物来让某人变得富有，并且因为拥有更多的财产而获取更多的安全感。那么行为的根源就在于贫穷和有所缺失的感受。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出个体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感到有所缺失。最后，我们就能看到，他们是否采用了正当途径来改变环境和克服缺失感。他们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抑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我们无需责备他们的最终目标，但或许可以指出他们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
正如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里，个体就已经奠定了自身心灵统一的基础，并建立起了身体与心灵之间的联系。在这个阶段，他们将自己遗传得来的能力以及从周围环境中得到的感悟加以消化、处理、调试，以此获得优势。在第五年的最后，个性就已经形成了。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勾勒，对于目标的追寻，他们的行事风格乃至情感倾向都已定型。这些在日后也可能被改变，但前提条件是，他能够摆脱童年时形成的错误观点的桎梏。正如他们之前的思想和行为都与其对于生命意义的诠释相一致，现在，如果他们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统觉，那么之后的思想与行为也会与其对于生命的全新解读相一致。
个体通过感官与所处的环境发生接触并接受刺激。因此，从人们训练自己身体的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从环境中接受到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应用他们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留意到人们观察、聆听的方式，了解到能够吸引他们的都是什么，就能对其人有较深的了解。这就是姿态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它们能告诉我们，个体是如何训练自己的感官，又是如何利用它们来选择表达方式的。每个姿势都自有其含义。
现在，可以加上我们对于心理学的定义了。人类的感官受到刺激后会产生各种心理反应，而心理学就是一门理解分析这些反应的学科。同时，我们也能够渐渐了解，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心灵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身体无法适应周围环境，难以满足环境的要求，那么往往会成为心灵的负担。所以天生残疾的儿童心智发展相对较为迟缓。对他们的心灵来说，要影响并指挥身体优化发展，难度会更大一些。残疾孩子需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心智努力、更集中的精神，才能达成同样的目标。这往往会导致他们的心灵变得不堪重负，个性则容易变得自我中心、傲慢自负。当儿童总是关注他们自身的生理不足和在行动上的困难时，就很少有精力顾及自身以外的事物了。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关注其他的人与事。结果就是，他们的社会情感和合作能力都会相对较弱。
生理缺陷会带来许多障碍，但这些障碍并不意味着无可变更的命运。如果心灵本身积极活跃，努力着要克服障碍，那么这个人也有可能和那些天生健全的人一样成功。的确，尽管受到重重阻碍，身有残疾的孩子仍旧常常能取得优于天赋更好的孩子的成就。例如，有一个男孩，因为视力缺陷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压力，于是更努力地集中精神想要看清楚，对于视觉世界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对分辨颜色和形状更有热情。结果，与那些从未尽心费力去观察的孩子们相比，他对于视觉世界的鉴别力反而要好得多。就这样，原本的短板也可以转化为巨大的优势——但只有当心灵找到了克服不足的方法时才有可能。
许多画家和诗人都饱受视觉障碍的困扰。但这些不完美都被训练有素的心灵所克服，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比其他拥有良好视力的人更懂得运用自己的眼睛。同样的补偿作用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更常见，那就是完全看不出是左撇子的孩子。在家里，或在刚进入学校时，他们都被训练使用他们原本并不出色的右手。就这样，他们为原本并不具备优势的书写、绘画和手工做好了准备。我们可以预期，如果心灵能够克服这些困难，那么，原本有缺憾的右手就往往能够发展出高超的技巧。事实恰是如此。许多天生左撇子的孩子能用右手写出更漂亮的字，表现出更高的绘画天赋，甚至在做手工艺时更为灵巧。通过找到正确的技巧，借助积极性、训练和练习，他们将劣势转化为了优势。
只有那些希望为整体出力而非局限于关注自身的孩子，才有可能成功学会弥补自己的不足。如果一个孩子只想着摆脱自己所遇到的困难，他就会一直落在后面。只有当他发自内心地找到了一个能够激励自己的目标，并且这个目标所带来的成就比阻挡他的障碍更大时，这个孩子才有可能打起精神来。
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指向何方，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朝着自我之外的目标而努力，那么自然而然地，他们就会很好地训练自己，做好准备，以求达成目标。任何困难在他们眼中都不过是成功路上需要跨越的障碍而已。反过来，如果他们的兴趣点只在于强调自身的不足，或是虽然对抗这种不足，但只是为了使自己从中脱身，他们就很难取得真正的进步。一只笨拙的右手不会因为人心里想着要变得灵巧，盼望着少些笨拙，甚至避开那些会显示出其笨拙的场面，就变成了灵巧的右手。只有通过实打实的练习，笨拙的手才有可能灵巧起来，并且对于“将来能够做好”的渴望，要远远超过当下的笨拙所带来的挫败感。如果孩子们要调动他们的能量来克服困难，那么一定得有一个外在于自身的行动目标，这个目标建立在对于现实、他人乃至合作的兴趣之上。
关于遗传特征及其可能发生的作用，我在研究有遗传性肾病的家庭时发现了一个好例子。这些家庭中的许多孩子都受到遗尿这一问题的困扰。不同于上一章的例子，这是真实的生理残疾。它可能表现为肾病、膀胱疾病或是所谓“脊柱裂”（spina bifida），也常常有存在腰椎问题的可能，这可以从对应区域皮肤表面的痣或胎记上加以推测。然而，这种生理缺陷并非遗尿的唯一原因。孩子们并不能完全控制他们的身体，他们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使用它。比如，有的孩子只是在夜里尿床，却从来不会在白天尿湿自己。有时，由于环境或父母态度的变化，固有的习惯会突然消失。如果孩子们不再利用自身的不足来达到他们错误的目的，那么遗尿是可以克服的。
遗憾的是，大部分遭遇遗尿问题的孩子都接受到了错误的刺激，以至于不去试图克服，而是任其发展。有经验的父母能够给予孩子适当的训练，而没有经验的父母则有可能导致这一趋势毫无必要地延续下去。通常来说，在遭遇肾病和膀胱疾病困扰的家庭中，便溺这件事情往往承受了过多的压力。父母太过努力于制止遗尿的发生，这恰恰是不适当的。如果孩子们发现这件事情被过分强调，他们就可能开始发起抵制。这将给他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表达他们对于这类训练的反抗。而这些反抗父母处理方式的孩子，总是能够抓住父母最大的弱点来发起进攻。
德国一位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发现，相当一部分犯罪者的父母所从事的工作都与阻止犯罪有关，如法官、警察或狱警。而老师的孩子常常冥顽不灵。我自己的经历证实了这个结论，而且我还发现，心理学家的孩子出现精神问题的比例惊人，而牧师的子女中常常出现少年犯。同样地，如果父母在便溺问题上太过紧张，孩子就很有可能通过他们的遗尿来表达：他们有自己的意愿。
梦境是如何唤起与人们倾向行为相应的情绪的？在这一点上，遗尿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尿床的孩子常常梦到他们起床去了厕所。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解脱了自己的负疚感：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尿了。尿床有以下几种目的：引起关注，操纵他人，争取在黑夜里得到和白天同样的关注。有时它也被用于制造对立，这个习惯就是战斗的宣言。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审视它，很显然，遗尿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孩子们用他们的膀胱而不是嘴来说话。生理上的问题不过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自我观点的方式。
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自我的孩子们大都承受着某种压力。通常，他们都是些被溺爱的孩子，但出于某种原因却不再是家人关注的中心。或许是有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发现自己再也难以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关爱与照顾。在这种情况下，遗尿代表着孩子想要拉近与父母的关系，哪怕是通过这种不太愉快的方式。事实上，这是在说：“我还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大，我仍然需要被照顾呢。”
在不同的环境，或是不同生理缺陷的前提条件下，孩子会选择其他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整夜哭闹不休，通过制造声音来赢得关注。一些孩子会梦游、梦魇、掉下床铺，或是口渴要水喝。引起所有这些表现的心理背景都是一致的。而具体选择的症状则一部分取决于孩子的生理伪装，一部分取决于外在环境。
这些案例都很清晰地展示了心灵作用于身体的影响力。很有可能的一点是，心灵不单影响到某个特别的生理症状的选择，还决定和影响着一个人的整体体质。关于这个假设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何况也很难确定究竟怎样的证据才算成立。然而，一切迹象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如果一个男孩性格羞怯，那么他的羞怯就会反映到他的整体发展中。他不想进行身体锻炼，或者说，他无法想象这是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结果就是，他绝不会有效地锻炼自己的肌肉，并会忽略一切相关的外在影响，哪怕这些影响通常总是能刺激肌肉生长。而另一些孩子则会允许自己将兴趣投注在锻炼肌肉上，与封闭了这种兴趣的羞怯孩子比起来，他们在健身训练上所能取得的成绩会更加出色。
从以上种种观察中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身体的整体外形和发展受到心灵的影响，并且能够反映出心理上的错误和缺失。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如果一个人无法找到弥补其身体缺憾的满意方法，那么他的身体状况就会明白无误地将心理和情绪的问题统统暴露出来。例如，在一个人四五岁之前，内分泌腺本身是可以受到影响的。腺体的缺陷并不能对行为产生强制性影响，但它们却会不断受到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整体环境、孩子寻求接受影响的方向与途径，以及他们心灵的创造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