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永兴
一
今天，当一个新世纪来临之际，回首二十世纪，人们不禁赞叹：那是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纪。但是，不能忘记，二十世纪亦是灾魔肆虐、战火频仍的世纪。
半个多世纪前一场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战争，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令全世界生灵涂炭，社稷丘墟。但经受巨大创伤和苦难的世界各国人民，不屈不挠，奋起抗击，经历上千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史学家们为我们记录了这一功彪青史、名垂千古的不朽业绩，文学家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动人故事。
一如十九世纪拿破仑的一场侵俄战争，使托尔斯泰日后创作出不朽名著《战争与和平》，二十世纪的一场卫国战争，亦使托尔斯泰的后人们在反法西斯战争这片混合着爱与恨、血与泪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战争题材作品，引起千万读者心灵上的强烈震颤和共鸣，亦造就了苏联战争文学的辉煌。
二战后苏联战争文学的辉煌，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场长达1481天、牺牲2700万人的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痛，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业绩，同仇敌忾战胜法西斯的胜利喜悦，苏联每个家庭都曾经历过，都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原野犹应厌膏血，风云长遣动心魂”，一部优秀之作足以打开他们的心扉，引起强烈的共鸣。
对作家们来说，四年的战争，残酷血腥而富悲壮正义，征战乱离更添酣歌芳菲，这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战争使人置身于极端恶劣的环境，去经受生与死、灵与肉的严酷考验。战争中有统帅、英雄、勇士，亦会有暴君、庸官、懦夫、逃兵和叛徒。战争中既有平凡枯燥的日常生活，也有最广阔的舞台，最雄壮的场面和最富智慧的军事谋略、外交斗争、谍海风云。因此，作家若能恰当把握战争中的各种细节、事件和人物，若能将战争与和平、人性与兽性、宽容与暴戾、爱与恨、生与死、善与恶等诸如此类的永恒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便可以落笔惊风雷，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不过，苏联作家中，除了庸才和天才，还有一种不安分者，他们除了追求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寻求新的艺术视角，探索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外，还想去挖掘人在战争中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力量，去探索战争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和人道主义力量。说白了，就是去做本该由文艺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战争史家来做的事情：探索人面对屠杀和死亡时的复杂心理，探讨战争初期苏军一溃千里的社会历史原因，追究谁该承担战争失利的责任，以及非英雄化、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未来道路等严肃而敏感的政治问题。
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在苏联，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政治，然而有时却是必须退避三舍的。否则，突然不知哪句话讲错了，或者什么地方有违政策，立刻就会被一群批评家甚或意识形态的主管按倒在地，打得皮开肉绽。显然，战争题材的作品在官方眼里，不单是文艺作品，更是弘扬军事爱国主义、以英雄人物教育下一代、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武器。因此，表面上看，战争文学像是一艘豪华巨轮，可掌舵的并非文人。战争文学不能自由自在游弋在辽阔的文学海洋，而是被迫驶入一条狭窄的航道。它亦像一棵碧绿葱茏的参天大树，不过常常会有园丁来给它修枝，东修西剪，修剪得那些不安分者没了脾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行荆棘。但亦有“修”成正果者，他们不追慕虚名浮利，对时髦不趋之若鹜，不看别人的脸色，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以自己的文化意识和独立人格写作，用思辨剖析战争，以理性面对政治，将文学看作人学，终于成就超凡脱俗的战争名篇，觅得生命、人道、人性的真谛。格罗斯曼的巨著《生存与命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在中国几乎是个陌生的名字，他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只小四岁，名气却比奥氏小多了。不过论才气和作品的艺术水平、思想深度，格罗斯曼则不知要高出几许。
格罗斯曼1905年生于受犹太文化影响极深的乌克兰的别尔季切夫，母亲为犹太人。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他在著名的顿巴斯矿区任工程师。1932年他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格柳卡乌夫》寄给高尔基，征求大师意见，很快便收到高尔基的回信。高尔基指出，他必须克服描写顿巴斯矿工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自然主义，删除多余的情节，更合理地组织素材。格罗斯曼似乎茅塞顿开，花费一年工夫进行修改，1934年这部中篇小说在《文学顿巴斯》上发表。同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在《文学报》上发表，高尔基读到后，邀他见面。格罗斯曼回忆道，这次会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今后的生活道路。
无独有偶，瘫痪在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亦于1932年至1934年发表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人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同时起步，一个经高尔基点拨，一个由编辑加工润色，但格罗斯曼刚刚起步，奥氏已经在飞跃了。
格罗斯曼急起直追，一连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集《幸福》（1935）、《四天》（1936）、《短篇集》（1937）和中篇《厨娘》（1937），可依然是名文坛小卒。四卷集长篇小说《斯捷潘·科尔丘金》（1937—1940）才使他一举成名，跻身文坛。这部作品描写青年工人斯捷潘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但这种题材和手法的作品，当时在苏联多如牛毛，算不得上品。
卫国战争期间，作为《红星报》军事记者的格罗斯曼一直活跃于前线，写了《主突方向》《特雷布林的地狱》等名篇。中篇《人民是不朽的》1942年发表在《红星报》上，成为苏联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品。从卫国战争到战后初期，苏联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讴歌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这些作品无疑极大鼓舞了在战争中殊死搏斗、保卫祖国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苏联军民。包括《人民是不朽的》在内，这一时期战争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英雄主义的张扬，充满万众一心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坚定信念和阳刚之气。这体现了面对灭绝人性的凶恶敌人和国破家亡的严峻局面，作为文学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政治、军事、社会复杂背景下文艺政策使然。谁也不会在这种时刻写离经叛道的作品，只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毛头小伙，才会不知深浅从前线给友人写信，暗骂斯大林，使自己受缧绁之苦。
1943年，格罗斯曼开始构思并创作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篇小说，第一部《为了正义的事业》于1952年在《新世界》第四期上发表。这部作品历时九年完成。这期间世事剧变，战争文学亦不例外。如果说，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初的战争文学，单凭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便能满足浴血奋战、获得解放并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大众的情感共鸣和时代需要的话，那么此时的读者已经开始了对战争的反思，他们要求了解战争的真实、人民所受苦难的真实、人类心灵所受创伤的真实。也就是说，要求作家讲真话，写真实。因为唯有在真实平凡中，才能发现深邃哲理。他们活下来了，不是因为有太多的欢乐，而是因为有许多苦难，这些苦难在他们的挣扎下，都过去了，且从记忆中升华，成为面对未来的泰然和企盼。
九年磨一剑的格罗斯曼，敏锐地感受到了读者的这种心态和需要，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他展示了惊心动魄的斯大林格勒车站防御战，一个营的战士血战到最后，无人动摇退却，无人生还。作品还描写了希特勒空军对斯大林格勒疯狂的八月轰炸和保卫城市的红军战士、工人民兵、全体居民的坚韧不拔与悲惨命运。作品一经发表，好评如潮。同年七月，乌克兰诗人巴让去信，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创作了这样一部富有人性、思想深邃、不说恭维话的作品。1953年初，一位列宁格勒读者给他写信说，最近十年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为了正义的事业》那样深深打动她的心。但对格罗斯曼的批判亦接踵而至，1953年2月13日，评论家布宾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小说“除了几个章节外，完全是失败的”、“苏维埃人的形象在长篇中是苍白的、顺从的、没有特色的”、“作者力图证明，是平凡的人们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缺乏对这次胜利的组织者——党的评价”。
同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苏联作协理事会举行会议，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在题为“作家协会工作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格罗斯曼的《为了正义的事业》宣扬“善恶循环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和“无冲突论”。1954年，作品出版时，格罗斯曼不得不进行了大量修改，但依旧难逃厄运。1956年以后，他的作品不准出版和再版，一个名声并非十分响当当的作家，从此淡出江湖。要不是政治上的际遇，也许，他真的会永远在文坛上销声匿迹。
三
苏联的文化机制非常奇特，一方面愿意颂扬一些人的声誉，哪怕其作品虚假苍白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也把一些作家视为异类，打入另册，贬损之，批判之。摇旗呐喊式的颂扬和狂风暴雨般的贬损，都源于一个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某些人卑劣狡黠、趋炎附势的心态，与正常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遭此劫难的不止格罗斯曼一人，然而他既不愿从此搁笔、停止创作，也不愿改弦更张、随波逐流，等待他的只能是更悲惨的结局。
四年的残酷战争，母亲及其他亲属在战争中遭受悲惨命运，战后辛勤笔耕却遭贬损封杀，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是最痛苦的，格罗斯曼陷入精神上深深的孤独无助之中。但亦正是这难言的孤寂，使他能彻底洗涤人生的喧闹与浮名，去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挖掘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蕴藉。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使苏联文学开始“解冻”气候，亦使格罗斯曼那颗冰冷孤寂的心充满希望和新的活力，他下定决心，要再次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他重新形成的历史哲学观。因此，虽然他着手创作的《生存与命运》是两部曲的第二部，虽然作品的情节线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线，虽然《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主人公除了为国捐躯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说世界中继续生活和战斗，受着生存与命运的煎熬和拨弄，但作品从构思、观念、手法到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一次飞跃，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说，作家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所要表达的最高思想，是为正义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在《生存与命运》中，一切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深邃得多。作家已经不是单纯地描写历史事件，描写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而是在对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根本现象的叙述之中处处绽放着自己的思想之光，以及自己对社会、战争、民族、人类命运的独特见解之光。
1953年至1961年，格罗斯曼在孤独苦寂中，用这八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四周万籁俱寂，身边除了一堆倾注了他全部才华和心血的厚厚的文稿，连个朋友也没有。他轻轻吁口气，苦涩地摇了摇头，闭上疲惫的双眸。他不知道，明天到编辑部，他的《生存与命运》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他更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部日后将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作，他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伤痕累累的文化突围。
第二天，他惴惴不安地来到《旗》杂志编辑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给接待他的编辑，接着便是战战兢兢的等待。他何曾料到，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即使是在许多“出格”作品纷纷破土而出的“解冻”气候条件下，编辑部的编辑、主编们，读了他的《生存与命运》，还是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唯恐受到牵连和指控，急忙将全部手稿交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令苏联人谈虎色变的克格勃。格罗斯曼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克格勃官员的搜查，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东西，甚至包括打印纸和打印色带均被收缴，他的书也再次被禁。
格罗斯曼又一次惊呆了，他的心再次战栗不已，平日里才华横溢、文辞滔滔的大作家，面对陌生而权重的政府系统，变得笨拙而毫无防护能力，无法调动他的言辞，做像样的辩驳。直至后来我们才得知，格罗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哆哆嗦嗦写了一封信，试图拿点儿正当理由顶顶嘴：
为何要封禁我这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苏维埃人精神需求的书，这部没有谎言和诬蔑，只有真理、痛苦和对人们的爱的书？为何要对我这部书稿采取行政暴力手段加以没收，并将它当作一个杀人犯那样予以关押？……倘若我这部书满纸谎言，那就让想读到它的人们，让我三十年来为之创作的苏联读者来评判吧，让他们来说说，在我的书中，有的是真理还是谎言吧。但是，读者被剥夺了用世界上最严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灵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来评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过去和现在我都希望有这样一种法庭。
（《文学问题》1988年第十期，第28页）
上诉书似泥牛入海，格罗斯曼本应该想到的，但是他在《生存与命运》上实在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对赫鲁晓夫实在抱有太大的希望。面壁八年，他在淡泊和灭寂中使自己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升华，亦使自己有了一份不理会别人颐指气使的勇气和从容，他甚至敢于在自己的书中指出，苏联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法西斯，并非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民族，为了战后能有更大的自由、更美好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他还怕什么？在苏联，在俄罗斯，有许多文人决不怕为真理、为百姓而捐躯，但他们却怕出不了书。格罗斯曼未遭逮捕，他也不怕被逮捕，却在诚惶诚恐、揪心地等待赫鲁晓夫的批复中度日如年。1964年，他因癌症在莫斯科溘然长逝，留下了遭禁的作品和永久的遗恨。
亦有消息说，格罗斯曼生前已经得知他作品的命运。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录透露，赫鲁晓夫当时要么没有阅过格罗斯曼的来信，要么没有弄清它的实质，总之，没有给格氏回信。但他透露，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曾接见过格罗斯曼，并声称：“别再想那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许可能出版它。”
另据苏联《文学报》1988年7月6日报道，著名作家巴克拉诺夫在第十九届全苏党代会上的发言透露，苏斯洛夫曾表示，“《生存与命运》这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不可能出版”。两人的说法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明确的，即掌握生杀大权的重要官员实际上宣判了作品的无期徒刑。不过历史跟苏斯洛夫开了个极大的玩笑，不到二十年，《生存与命运》便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了俄文本。1982年，苏斯洛夫本人未能摆脱自然规律，撒手人寰。1984年作品被译成德文，1986年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和强烈反响。英文版译者罗伯特·钱德勒在“前言”中称：“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沃尔夫·贝克尔在1984年12月3日的《明镜周刊》上撰文说，“作品令人感动”，格罗斯曼“那种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钦佩”。罗德纳·欣利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1986年3月9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生存与命运》的成功在于作家对“重大主题的高度严肃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
1988年，《生存与命运》漂泊二十余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它的祖国，同苏联读者见面。作品刚在《十月》杂志第一期上刊出第一部分，就引起轰动和读者的强烈兴趣，人们迫不及待地等待刊登它的下一期杂志。作品共分四期连载，每期印数近三十万册，均不到两天便被抢购一空，买不到杂志者只得复印或手抄，真可谓“洛阳纸贵，万流景仰”了。读者纷纷给报刊写信，赞誉这部令人“潸然泪下”又“激动万分”的巨著，称它是这些年来读到的“最为出色的作品”。图拉市一位领退休金的老者给《文学报》写信说：“我记得，当时我怎样读完了格罗斯曼的长篇《为了正义的事业》，怎样等待着它的续篇……幸运的是，我等到了，可令人痛苦的是，为此竟需要三十余年的时间。”（《文学报》1988年第九期）
一场政治旋涡使格罗斯曼沉入了海底，戈尔巴乔夫的一场不成功的政治改革又使他浮上水面。是金子总会发光。历史是公正的，真正的艺术是埋没不了的。
四
生前冷落，死备哀荣，对笔耕终生、孜孜以求真理和理想的文学家来说，这种截然相反大起大落的命运在苏联并不罕见。倒是文艺学界和评论界对《生存与命运》的评价之高，令人侧目。不妨引鲍恰罗夫与阿纳尼耶夫的两段评论。
鲍恰罗夫1922年生，莫斯科大学教授，著述甚丰，有关苏联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专著近二十部，1973年更因一部《人与战争·战后军事散文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闻名遐迩。此次他为《生存与命运》撰写了几万字的后记，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他说：
我们的评论家们经常叹息，哪儿有类似《战争与和平》，描写1941年至1945年战争的史诗作品？《生存与命运》以及它那强有力的历史哲学观点，就是这种规模的作品。
（《十月》1988年第一期，第129页）
阿纳尼耶夫1925年生，著名战争题材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十月》杂志主编，他撰文道：
格罗斯曼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生存与命运》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
（《文学报》1988年8月24日）
可见，学界对格罗斯曼和《生存与命运》的评价异乎寻常之高。当然，这里所引只是几段结论性的意见，评论家们自有他们对作品的详细阐述，无须笔者赘述。
当年，初读《生存与命运》，我就曾被作者大胆的思想、犀利的笔触、主人公们催人泪下的悲惨命运和作品史诗般的规模所震撼。作为研究苏联文学现状的学者，我曾读过大量新出版的，甚或“回归”的苏联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如《生存与命运》具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具有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规模。激动之余，我迫不及待欲将格氏的这部作品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但由于某个环节上的疏漏，未能将本人在清样上对译文所做的详细校订予以勘正，以致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十年后，译林出版社购得此书的版权再版，给了我一个“改正错讹”的机会。
同样，这些年来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和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获益匪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回过头来，再重读《生存与命运》，那感受和体会，真可谓“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年，作品之所以在它的本土苏联引起轰动和巨大反响，首先因为它是一部“禁书”，是一部被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判处过“死刑”的作品。如今，斯人已逝，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他的名字亦早被忘诸脑后，但广大读者，就是要看看当年被他“枪毙”的这部书究竟写了些什么，会让他如此暴跳如雷。
这也许就是逆反心理。但是，读完全书他们才发现，原来书中充满强烈的反思意识，格罗斯曼对历史，对历史事件，对战争，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对千百万人的命运和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缘由进行了深刻反思，大胆而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这些见解和看法并不是作家在当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情况下才提出来的。于是乎，作家非同凡响的历史哲学观点，他那正直的作家良心和勇气，他完成作品后的不幸遭遇，都激发起读者对他的崇敬之情和对长篇的“狂热”兴趣。
实际上，光有这两条还远远不够，它依旧可能如夜空中的焰火，五彩缤纷，轰动一时，随即烟消云散，无法光耀人间，无法在俄罗斯广袤大地上长存和平文明的火种。只有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优秀的文艺作品，才能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才能让道德价值在文化中积淀，才能让人民产生凝聚力去争取和平、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那么，格罗斯曼如何呢？他能不能将1941年至1945年的那场战争，写成类似《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作品？可以说，他做到了。《生存与命运》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结构宏大，线索细腻，人物丰富，气势恢宏，具有真正的史诗规模，“最接近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坚持的俄罗斯史诗传统”（鲍恰罗夫），堪称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五
本书的基本情节框架，是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一场九十天的保卫战和一百小时的大反攻，悲惨壮烈，艰苦卓绝，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保卢斯兵团，从疯狂进攻，到被迫防御，最终全军覆没，成为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战争面前，敌我双方，与其说是兵力、武器、装备的较量，不如说是人心、士气、精神的较量。作品充分显示了苏联人民在这场反对法西斯暴力和奴役的生死之战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种气概和精神是胜利的源泉，每位战争题材作家必得大书特书，格罗斯曼自然也不例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是人人都懂得的。但是，在为谁而战的问题上，过去战争小说中常见的那种苏军将士振臂高呼“为斯大林而战”，冲向敌阵的场面，在《生存与命运》中却荡然无存。九十天的巷战，在斯大林格勒的街垒上杀得天昏地暗。一座孤楼，四面被围，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坚守孤楼的是一支“杂牌军”，有上了年纪的工人民兵，有突出重围的散兵游勇，有刚毕业的军校学生。领队的是个上尉，但大伙儿都叫他“楼长”。这里管理松懈，没有上下级的尊卑，不做战斗动员，不记战斗日志，不向上级汇报，吃的是烂土豆，喝的是锅炉水。他们都曾经历过种种悲惨命运，带着生活的创伤，心里却装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默默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打退德军一次又一次的突袭，最后在总攻开始时，被疯狂突围的德军坦克和重炮连人带楼一起摧毁。幸免于难的只有一老两少和一个侦察员。“楼长”在总攻前夕，以战时不合时宜地谈情说爱为由，命令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通过新挖的地道去团部接受处分。老民兵想念这对青年，“楼长”同意他去探望并让他跟侦察员一起去，实则让他们走出了死亡。
在托尔斯泰看来，拿破仑就是战争，而俄国士兵则是和平。在格罗斯曼看来，希特勒是战争，千百万普通苏军战士是和平，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战争的反对者和拯救祖国及俄罗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他们的精神支柱，不是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战斗条令、行政命令等社会性的行为模式，恰恰是最不显眼最平凡不过的人的情感与品德，是父母兄弟子女间的亲情，是纯真的友谊和爱情，是正义感，是爱国心，是良善，是乐于助人和勇于献身。他还相信，这一切似乎不是任何经济体制、政治理论、社会变革、宗教信仰所能替代的。某种程度上，这恰恰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不谋而合。
从前方到后方，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卢布扬卡监狱，从乌克兰农舍到喀山，凡是有人的地方，格罗斯曼都在演绎一段段动人心扉的故事。
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老厂长，将一批批工人疏散到后方，自己却日夜守卫着被炸得只剩下一堆断垣残壁、废铜烂铁的厂房，始终在地下室里与女儿为伴。女儿已有身孕，但就是不愿撤离，天天冒着危险上大路口，望穿秋水等待她朝思暮想的孩子的父亲，而她的伴侣早已在空战中阵亡。
战前与妻子离异的营政委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身受重伤，转入后方后却遭逮捕，原因是战争初期他曾在乌克兰森林和白俄罗斯沼泽地奇迹般率领部分战士突出德军重围生还。前妻得知消息后义无反顾、不怕牵连，赶到卢布扬卡监狱探望他。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复杂，夫妻不和，可以离异，但当一方受到冤屈，身陷囹圄时，另一方却忙不迭地去看他，想分担他的痛苦，在常人眼里岂非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女军医，人到中年，依然单身，在前线负重伤被俘，送往纳粹集中营，一路上呵护一个素不相识、孤苦伶仃的犹太男孩。毒气室里，两人相互拥抱，虽几度被惊慌的人流冲散，但最终小男孩还是得以在女军医的怀中安然死去。弥留之际，她感到无比幸福，因为她终于当上了母亲。灾难，对常人来说也许只是灾难，但对女军医来说就不一样，在孩子面前，她像慈母般安详。那甜丝丝的杀人毒气终究无法阻止她去寻求生命的底蕴。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远非我的一支秃笔所写的那样简略、粗粝。但是，我们即将看到，作者对善和恶有着超乎常人的深刻理解，他说：
人的历史不是一场善极力战胜恶的大战，人的历史是一场强大的恶极力把人性的种子碾成齑粉的大战。但如果今天人性没有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
是的，在人类历史上，恶常常显得十分强大，相比之下善总是那么纤弱。血流成河也好，生灵涂炭也罢，最终失败的总归是恶，因为它太过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的情感和品德的力量。而恰恰是这些亘古不变的因素的存在，恰恰是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人类的历史才得以延续，社会才得以进步和发展。
六
格罗斯曼不是从斯大林格勒城里的激烈战斗，而是从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的腥风血雨开始他的《生存与命运》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一章，希特勒法西斯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世界变成了人类的大屠宰场。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开往死亡营和集中营，大批大批的战俘、犹太人和老弱妇孺被驱赶进一座座欧洲的新城市，那里有自己的街巷、广场、棚屋，有自己的市场、工厂、火葬场、焚尸炉和毒气室。作者写道：与这些集中营相比，与焚尸炉上方令人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监狱显得多么幼稚，甚至带点温和而淳朴的味道。
格罗斯曼以颤抖的手，写下了法西斯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的种种暴行和主人公们悲惨痛苦的命运，真可谓“满纸伤心泪”。但是，更令他心痛的，是在集中营的审讯室里，纳粹小头目居然大言不惭，将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称为“同类”。面对纳粹分子恶毒之极的攻心，老布尔什维克却显得理屈词穷，一度惶惑。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纳粹分子道出了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有相似之处。
借纳粹之口，提出斯大林的极权主义，格罗斯曼的胆子也忒大了点。但关注民众和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与命运，热爱生活与艺术，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为人生而追求艺术，不怕流放，不怕掉脑袋，这恰恰是俄罗斯优秀作家的优良传统和独立人格的表现。借用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郭靖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为国为民，亦当是作家之大者。问题是，有没有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如没有，那格罗斯曼的麻烦就大了。
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没有咄咄逼人的霸气。他仿佛站在历史的巅峰俯瞰人类的命运，认为革命和战争铸就了二十世纪前半期的辉煌与沉重。希特勒的暴虐和独裁阻碍人类的进步，摧毁世界的和平。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率领苏军将士和苏联人民浴血奋战，正是为了粉碎纳粹的暴虐和奴役，保卫家园，维护世界和平。但是，他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曾滥杀无辜，消灭富农，清除政敌，进行党内大清洗和镇压异己。广袤的冻土带、极寒地带和西伯利亚边陲，布满大大小小的劳改营，关押着千百万刑事犯和政治犯。这是不争的事实。
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在《生存与命运》中虽没有被大书特书，仅寥寥数笔而已，但作家还是揭示了他战争期间的复杂心态。当斯大林格勒战役转入反攻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张地等待着前线的报告。他注视着沉默不语的电话机，想到战争初期他曾产生过一种可怕的感觉：很可能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将会是他的对手希特勒，那时失败者和胜利者都将受到人民的惩罚和历史的审判。但是，当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他报告斯大林格勒胜利的消息时，他半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因为，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楚，这不仅是他对敌人的胜利，而且是他对过去的胜利。作为胜利者，他是不受审判的。格罗斯曼认为，这恰恰就是苏联社会和人民的命运悲剧之所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为斯大林过去的错误和失误、为他的极权和个人崇拜，找到了最好的挡箭牌。
格罗斯曼在作品中，既肯定卫国战争的正义性，也不怀疑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这是战争胜利的保证。但令他痛苦的是，难道为了崇高的目的，就可以采取残酷手段吗？胜利者就真的不受审判吗？当功过集于一人之身，就能以军事上的功绩掩盖或取代政治上的过错吗？作者没有直截了当做出回答，而是调动艺术手段，通过各色人物的生活与命运，通过他们的回忆与争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道德批判，并将作家本人对历史的评价和思维渗入到各色人物的意识中，最终让历史和读者来评判。
七
格罗斯曼一改以往战争题材小说人物与情节单线发展的特点，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他小说世界的中轴，创造了一个宏大而又自然的史诗般艺术结构，展现出更为广阔的画面。他通过众多人物战前和战时的悲惨命运，通过他们的对话、争论、活动和遭遇，揭示人们对无所不在的怀疑与告密、肆意逮捕与审讯的恐惧，对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劳改营的反感，表达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战争胜利和战后幸福生活的憧憬。
在格罗斯曼看来，暴力和极权都是可憎可怖的。他描写一列车一列车的犹太人和战俘被希特勒死亡营中的毒气室所吞噬，“成千上万人排着长队等待处死，母亲们还预先为孩子们准备了面包和水”，他们在鼓乐声中默默走向毒气室，留下自己所有的首饰细软，脱下自己的破衣烂衫，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他亦描写斯大林曾发起过一场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运动，发起过一场捕杀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运动。“成千上万无罪的人，预感到将要被捕，事先打点好行装，同亲人们告别，走进了他们亲自建造和守卫过的集中营。”格罗斯曼问，这说明了什么？他认为，“这种绝对服从说明了影响人们的新的恐怖力量。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的超暴力，使整个大陆上的人们麻木不仁”。
格罗斯曼还认为，除了群众性的绝对服从，超暴力亦造就了一群“小人”。他们不是英雄豪杰，也非罪魁祸首，他们的文化水平、社会地位、智商阅历均各不相同。但他们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他们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他们欺上瞒下、诬陷告密，他们如一股四处弥漫又了无痕迹的腐蚀之气、毒气、芥子气，令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由于他们的存在，原本需要动用百万军队看管的集中营被整治得井井有序、服服帖帖，千百万人丧生于各种残酷的刑罚和杀戮之下；英勇善战，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坦克军军长受到诬告而被解职；突破重围、坚持战斗的指挥官遭逮捕；在理论核物理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核物理学家，其理论被当作异端邪说遭贬责和批判；为了夺取集中营地下组织的领导权，有人不惜将自己的同胞送上断头台……
格罗斯曼很痛苦。从动物进化成人，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可为何由人退化为动物，却只需短短几年，甚或几天，而且比动物更凶残。战争与暴力何时才能不再与人类为伴？和平与人道何时才能降临地球的每个角落？
格罗斯曼痛恨一切类似动物本性的残暴、残虐和残忍，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善与爱、自由与幸福。他的笔在二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空间中驰骋，揭示人们生存与命运的痛苦现实，他的思想亦在这现实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中纵横驰骋，探讨和寄托自己沉重的思考。
在希特勒集中营的一个棚屋里，关押着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身份和经历的囚犯。其中有西班牙士兵、意大利神父、孟什维克老头、美国上校、托尔斯泰主义者、老布尔什维克、苏联将军、炮兵少校和旅级政委。面对暴力和死亡，他们不分上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共同遭遇和命运面前，他们的表现却各不相同。在一场有关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的激烈争论中，托尔斯泰主义者、瘦骨嶙峋的沙皇时代遗老受到同胞的痛斥，被称为“不切实际的人道主义者”和“毫无意义的善的宣扬者”。因为他居然宣称，真正意义上的善，并不存在于传教士和先知们的布道中，不存在于伟大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领袖们的学说中。因为在这些杰出人物高举的“善”的旗帜下，人类历史充满血腥和残暴。真正意义上的善是普通百姓在自己心中怀有的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人人对他嗤之以鼻。但是，当全体囚犯被押送到建筑营地，修建令人毛骨悚然的毒气室时，抵死不从、被当场枪毙的，竟然就是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白发老人。难友们震惊了，正统的老布尔什维克震惊了，他们从“善的宣扬者”身上发现了弥足珍贵的东西。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收听广播，编写传单，偷盗武器。战后，在盖世太保档案室里，发现了该集中营地下抵抗组织的名单，他们经审讯后，被集体枪决，名单中亦包括那位因争夺领导权未果而出卖自己同胞的奸细。
物理学家斯特拉姆随同研究所疏散，从莫斯科来到喀山，他的研究工作毫无进展，晚上他不待在家里，却喜欢上熟人和同事家里下棋听音乐，而更多的是聊天。他们聊的经常是战前谁都噤若寒蝉的话题。但妻子不愿意，儿子已经在前线牺牲，她的哥哥1937年因将斯大林的姓打错了一个字母，至今还在劳改营服苦役，因此叮嘱他千万不要乱说，不要毁了自己，毁了妻子和孩子。每次交谈后，斯特拉姆既兴奋不已，又惊恐万状，觉得逮捕、流放甚或枪决的厄运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情，他闭门谢客，醉心于自己的核理论研究。结果，令他惊奇的是，苦心研究几十年，他竟然是在痛苦之中，在进行过危险、大胆、尖锐、同工作毫无关联的交谈之后，突然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取得了高度的科学成就。
格罗斯曼通过他们的谈话，概括表达出他关于生命与暴力、自由与奴役的形而上思考：
自由是生命的基本原则。这里有一条界限——自由与奴役、无生命物质与生命……整个有生命世界的进化是从自由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运动。这便是有生命形式进化的本质。
人死了，从自由的世界来到奴隶的王国。生命便是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渐消亡。生命只有当人作为一个世界存在时才能产生幸福和自由。
评论家鲍恰罗夫认为，必须对这场谈话进行仔细而从容不迫的研读，“以便认识到格罗斯曼是何等深刻地理解了作为整个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必要属性的自由的实质”。
八
生命就是自由！
可以看出，格罗斯曼在《生存与命运》中所要表现的，并非单纯的善与恶、生与死的问题，而是自由与暴力的抗争。突然落在犹太人和战俘们身上的并非厄运，而是法西斯的暴力。千百万人在法西斯暴力下的死亡，更激起苏联人民抗击暴力、争取自由、打败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
在作品结尾，一对不知名的夫妇携手来到林中，格罗斯曼写道：在凉爽的半昏暗中，在雪地下，躺着逝去的生活，躺着强壮的和瘦弱的、勇敢的和胆怯的、幸福的和不幸的人们。但是，在林中的严寒中，比在被太阳照耀的平原上，更强烈地感受到春意。在无言的寂静中，听到了对死者的哀号和对生活的猛烈的喜悦……
这是一个对未来的生活和命运、对自由和幸福充满憧憬和向往的结尾。逝者如斯夫，人的生命真是短暂。多少人物，伟大的和平凡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逝去，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争取幸福的精神是不朽的。
战后，苏联人民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他们等得实在太久太苦，每个领导人上台都曾燃起他们一分新的希望和憧憬。但是，青山依旧，他们曾用血肉捍卫过的强大的苏联已然解体。
夜阑人静，仰望星空，我默默祝愿俄罗斯人民将盼来柳暗花明的明天，我亦为格罗斯曼祈祷，不知他的灵魂是否已在天国觅到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