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学生要学什么?

想要学习“思辨”,第一步应该从问问题开始。

当然,各位可能会问我:“我幼儿园就会问问题了,这种东西还需要现在学吗?”

说得也没错,如果只是问问题,大家从小都会。但是要问一个“对”的问题,问一个“好”的问题,那就不容易了。

有好的问题,未必能有好的答案。

有的问题,根本是无解的。有的问题,不是你这一辈子就能找到答案的。有的问题,据目前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解答,千百年以后说不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能解答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好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好的答案。

因此,学习任何东西,都应该从问好的问题开始。

“思辨”二字,来自《中庸》里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学”之后,“思”“辨”之前,必须先学会“问”。“问”不是乱问,而是“审问”,这一切都要下功夫。

历史学是一门思辨的学问,因此本书也要从问问题开始。

我问各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当过学生,请问学生到底要学什么?

在上这门课之前,相信各位都已经当过至少十年的学生。但试问当了这么久的学生,可曾想过“学生”到底在学什么?若不曾想过,那这么多的光阴不就白费了吗?

做任何一件事情,必须清楚自己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目的不一定是名利,即使帮助了人,即使提升了自己,也都是具体的目的。

我在上课时,常跟台湾大学的同学们说,读一本书要得到一本书的益处,上一门课要得到一门课的益处,如果同学们上一门课却得不到任何益处,那还不如回家睡觉,既节能又减排还兼环保。

听见前面的问题,台大的同学们通常会回答:“学习知识”“学习技能”“学习人生的态度”……这些答案严格上来说都没有错,只是不够精练。因为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既然有思想的自由,就不能说是对与错,只能说是好与坏、精与粗而已。

在这里,我提供一个答案给各位做个参考:

“学生”的目的,就在于学“生”。

学生,学生,不学“生”,难道你要学死吗?

所有知识、技术乃至人生态度,都是为了“生”而服务的。这正是祖先把“学生”叫作“学生”的原因,用这两个字正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生”。

中国的学问与西方的学问不同,西方学问讲求方法,中国学问讲求功夫。讲方法就要重取径,所以现代学术论文的第一节,必然是研究目的与研究取径,因为这是西方知识体系的产物。讲功夫就要重“层次”,因此想读懂中国书,就必须将其内容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来进行剖析。

以此为例,学“生”的层次是什么呢?

第一步就是如何让自己活下去。每个人遭逢的时代都不一样,学习知识、技能,正是为了让自己在面对不同环境时能够活下去。活下去只是最低的要求,更进一步就要让自己活得好,最后能活出你衷心所愿的人生。

此外,人是群体的动物,身边必有所爱。自己活得好,还要让身边所爱、所关心的人都能活下去、活得好。如果你的能力充足,再扩大到亲戚、扩大到乡里、扩大到国家、扩大到全人类,让大家都能活得好。人的成就,正决定于此。但无论是哪一个层次,终归一个字就是“生”。

学习历史,就是要用古人的智慧来启发自己的智慧,将古人的智慧活用在自己生存的时代,将自己的生命历程与书中的智慧不断相互印证。这才是真正的学历史,真正的学“生”。

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作为学生,第一个问题是学生的目的。那么作为一本学习历史的入门书,第一个问题该问什么呢?

学习历史的第一个问题,应该问自己:

我,究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之中?

学习历史,是为了帮助自己用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待问题。如果连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之中都不知道,那么历史就白学了。

恭喜各位,我们这一代何其幸运又何其不幸地,活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巨变之中。

历史的本质就是“变”,时间好似一条长河,时时变易,刹那生新。但“变”并不是只有一种,在时间的洪流中,有小变、大变,当然也曾经出现翻天覆地的“巨变”。巨变不仅是政治上的改变,而且包括经济、文化、制度、社会、阶级等,全部推翻重来,这就叫作“巨变”。

活在巨变时代的人们,往往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价值观的混乱与迷茫。这是因为旧的文化已被推倒,新的文化又尚未稳固。在新旧交替之间,各式各样的思想都会出现,人们无所适从,对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似乎没有定论,这就是巨变的最大特征。

或许有人会说:“不会啊,我觉得我活得很坚定,人生一点也不迷茫。”

有这种想法当然很好,但在此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帮助大家思考:

请问各位,人应不应该节俭?

我想大部分的人听见这个问题,都会回答“应该”吧!

从小不管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宗教道德,都告诉我们“奢侈是罪恶,节俭是美德”“人想要的很多,但其实需要的很少”“奢侈浪费会造成地球资源匮乏和环境破坏”,等等。而有更多历朝历代的圣贤也告诫我们“节俭才能让社会安宁没有纷争”,这似乎已是定论。

但再试问,如果今日人人节俭,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人人节俭会造成消费锐减,消费锐减会造成经济衰退,经济衰退会造成工厂与公司陆续关门倒闭,工厂与公司倒闭会造成人人失业,人人失业会造成国家经济破产。

请问,为什么我们实践了节俭的美德,却带来如此悲惨的结果?

因为这是一个工商业的社会,其形态本来就是利用消费来刺激经济。电视、报纸、网络上的广告,无时无刻不在挑逗你的欲望,引诱你不断进行消费。最好你能在这个月花下个月的钱来消费,于是有了信用卡;最好你能预支未来的收入进行消费,于是有了分期付款。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口口声声说应该发扬节俭的美德,但更多时候实际的生活却与此背道而驰。有人从不思考这个问题,因此不觉得有何不对。但如果你认真思考,难道不觉得矛盾和困惑吗?

不仅只有节俭这个问题是如此,在这个时代有无数的问题都是如此。不是只有我们如此,在两千多年前的第二次巨变的时代,当时也有无数的人为了究竟应该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而感到困惑与迷茫。因为价值观混乱而迷茫的时代,就是如此。

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让今日的年轻朋友们明白,不安、迷茫和困惑都不是你们的错。是因为你们刚好生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各种思潮不断激荡、新的问题不断产生、更有着许许多多不知从何而来的挑战的时代。

混乱而迷茫,固然是生长在巨变时代的人们的不幸。但相对,我们也有着无比的幸运。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是个充满机会的崭新时代,正是圣贤英雄施展长才之际。

第三次巨变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巨变也是很少见的。

就我所知,这样的巨变一共有三次。

哪三次呢?第一次巨变是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第二次巨变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第三次巨变是从鸦片战争到今天,而且这次巨变尚未结束。

第一次巨变发生在史前时期,因此没有太多的文献记载,大部分的证据都是靠考古得知的。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在仰韶时代,农业、畜牧、服饰、房屋都已经成熟,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已有保障;音乐、舞蹈、绘画也都已经出现,精神生活也不虞匮乏。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相较于后世更为太平祥和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基本上十分平等。从出土的墓葬中可以得知,聚落内部贫富差距并不大,顶多这个墓多两件陪葬的陶器,那个墓少两件陪葬的陶器。聚落与聚落之间,有规模大小的不同,但并没有战争的痕迹。

但到了龙山时代,中国各地忽然兴起了筑城运动,聚落间的战争迹象到处都是。而聚落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急速扩大,有的墓规模宏大,陶器、玉器、漆器塞满整个墓穴,甚至还有殉葬者出现;有些墓则简陋狭小,找不到多少陪葬品。聚落与聚落的层级分化也开始出现,中心聚落越来越大,中小聚落被不断压榨。聚落内外,上层剥削下层的体制开始出现,这就是第一次巨变。

在第一次巨变之后,脱颖而出的是一批叫作“血缘贵族”的人,他们建立了一个以血缘宗法进行统治的新时代。这个时代长达近两千年之久,贵族们凭借着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血缘,掌握了所有政治、经济资源乃至这个时代最高等的知识和技术。儒家典籍中所传颂的夏商周三代,便是这样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血缘可以决定一切。所谓封建宗法秩序,就是一个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决定了。

在正常情况下,庶子无论如何贤明,都不能取代嫡子;小宗无论怎么杰出,都不能取代大宗。父亲是贵族,那么儿子也是贵族,子子孙孙都会是贵族;父亲是奴隶,那么儿子也是奴隶,子子孙孙都会是奴隶。

有同学曾经问我,儒家经典传颂的三代是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要看你在三代生下来是谁。如果你生下来是贵族,那就很美好;如果你生下来是奴隶,那就很不美好。

现代人听起来,会觉得这样极端缺乏社会流动的时代,真是太可怕了。但天下所有的事物,有缺点必然也有优点,否则它不可能存在。贵族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是一个极其安定的时代。

如果政治和社会地位是注定的,那么你取代不了别人,自然也不必担心被别人取代。你不必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费尽心思,因为这几乎没有意义。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个人所要想的就是如何尽好这辈子该尽的本分,如何做好这辈子注定该扮演的角色。

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你生为贵族,你的富贵和荣耀全部来自祖先,你的责任就是发扬祖先给你的荣耀,并且将它代代传递给子孙。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三代古典文化的核心,那就是“礼”。因为对贵族而言,一个靠血缘关系来运作的社会,就如同一个大家庭,家人之间不会讲“法”,只会讲“礼”。

这样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中国人的心中,“法治”始终不是政治上的最高境界,政治最高的理想是“礼运”。上位者不应该用“法”来“治”天下,而是用“礼”来“运”天下。各位可以用心体会其中的差别,《礼记》的《礼运篇》就是在讲这个道理。中国古典文明的精华,就尽在一个“礼”字上头。

但随着时间的巨轮继续转动,这样辉煌灿烂的文明也迎来了它的末路。灭亡古典文明的并不是其他阶级,而是贵族自己。

随着贵族生活的日渐腐化和堕落,传统的礼教逐渐被遗忘,用古人的话来说,就叫作“礼坏乐崩”。而由于贵族之间的不断激烈内斗,中国文明也迎来了第二次的巨变。

从春秋战国开始,贵族间相互征伐,进行战争。战场上讲究的是智慧与力量,而不是血缘。没有人因为敌人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高贵血统,就甘愿在战场上跪地求饶。只要有智慧与力量,就算是平民百姓,随时都有机会取代贵族接任要职,于是“布衣卿相”的局面开始来到。

这场历经数百年变局的最后象征,就是秦末陈胜起事时所讲的那句话: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如果让三代的人听见这句话,他们一定会觉得惊骇不可思议。陈胜出身只是个帮人耕田的农夫,是社会的底层,当时如果连社会的底层都知道血缘不可靠了,人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以血缘维系社会秩序的古典文明,自然会土崩瓦解。

秦灭亡了六国和统治它们的贵族,而古典文明所留下最后的贵族——秦,也在转眼间灭亡。以“贵族”为主体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一去而不复返。

巨变的核心,其实就是文化和支撑这个文化的主体阶层的改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需要靠一个阶层来信奉它、执行它、支撑它。三代古典文化,终归一个“礼”字,而支撑它的就是这批血缘贵族。

但在血缘贵族消失之后,经过了无数的纷纷扰扰,产生了一个新的主体阶层,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儒生士大夫”们。这批人从小读着孔子书,靠着这些学问当上官员,当官后支持社会跟政治的运作,等退休后回到乡里教化民众。他们时常到处作诗、题碑、著书,他们的流风余韵直至今日都还处处可见。

儒生士大夫这个阶层,固然有许多问题。今日也有许多中国人,往往将近代落后西方的责任归咎于他们。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莫大的贡献,中华文明曾受到无数次外族的入侵,却始终没有像其他古文明一样灭亡,传承到了今日终不断绝,便是靠无数的儒生士大夫,在历史上艰苦卓绝地支撑着这个伟大文明于不坠。

儒生士大夫这个阶层,和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同样延续了近两千年。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巨变,一切都彻底地改变了。

鸦片战争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姑且不论我们和一百七十多年前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同,但这场巨变最大的象征,便是透过废除科举、废除读经、五四运动、提出将线装书丢进茅坑里……一系列的努力,中国人终于将“儒生士大夫”这个阶层彻底铲除了。没有了这个主体阶层的支持,儒家文化也随之轰然倒地。

当然,或许有人会问,今天不也有许多人讲儒家文化吗?怎么能说儒家文化轰然倒地呢?

一个文化之所以是活着的,不在于有人讲,而在于有一群人具体地实践它。试问今天的社会可有一个阶层,将儒家文化当成是信仰的中心?当成是生活的方式?当成是奋斗的目标?如果没有,那么它就只是一种过去的文物,就像埃及文化、两河文化一样,只能送进研究所和博物馆了。

其根本的关键,在于我们今日的教育,已是西方知识体系的产物,这和中国传统对读书人的训练与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没有主体阶层,自然就没有文化。

第三次巨变,迄今尚未结束。因为我们还没找到,在三代的古典文化和秦汉至明清的儒家文化之后,中国人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文化。在血缘贵族和儒生士大夫之后,又会需要什么样的主体阶层来支撑这个文化。

如果简单地把第三次巨变发生至今,分成前后两期,第一期大概是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胜利,当时追求的目标是“救亡图存”。中国要如何在列强的各种侵略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各位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在当时亚洲只有中国、泰国跟日本没有亡国,其他的国家几乎都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在那样的危局中,靠着多少先贤先烈的奋斗,这个国家总算生存下来。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今天,追求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之中。

可是富强之后,还有更重要的题目,这就是这一代和下一代所要面对的问题。在第三次巨变之中,我们如何找出新时代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我当初在台湾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历史与人物”这门通识课,内容包括孔子、秦始皇、汉武帝和王莽。但由于这本书的篇幅有限,我重点只讲秦始皇这个人,以后有机会我再和各位谈谈其他的人物。

我为什么开设这样的课程呢?因为这些人物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活在第二次巨变的时代,也都尝试着替他们的时代找到一条出路。

我希望用历史作为范例,让各位来看看第二次巨变中最杰出的人们,他们是如何面对巨变,如何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

如果各位能够明白这一点,才会让活在第三次巨变的我们,有可能少走冤枉路。更重要的是,明白他们的成败得失,才能知道我们未来的出路可能在什么方向,这就是我开这门课和写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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