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静，是不是有重量的？假如有的话，我认为它最好的方式，是用一颗心做枰坨，用大地做星盘，才能称得起。
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傻，就像有人说灵魂有21克重，但是想想，这些其实都是有重量的，灵魂也好静默也好爱情也好，它们肯定都有不同的重量。不然它何以压住那么多古怪的念头，有时候你何以走得轻松，走得沉重？杂志里讨论这些事情很多，装着这些东西的纸张，其实就是有重量的。
我是个好静的人，想卸去一切的重量，但我总是还做得不够，有时候想彻底安静一下，忍不住地在音乐中咳嗽一声，也会让我觉得可耻。关门即是深山，那深山就在自己的心里，静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如同一幅星空运行图，只剩下了基本的线条，无边无际慢慢转啊转，几万年都是如此，再大的动静，都无法去得知了。最静的时候，都听得到外面花瓣落地的声音。我认识一个人，就有这样的静。找到他， 你心里需要好大的一片旷野，他远离城市，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那是在沩水河空旷的北方，出长沙，过湘江，往北80里，用半个小时抵达沩水河边，那里有湖南最平凡的风景，那些固定的砂石场，那些放满了水牛的河滩，很多摩托都在大堤上突突地开，旷野里出现一个小镇，那里叫做靖港。从那个刻了字的麻石牌坊下走进去，假如兴致好的话，还可以走过旁边那个菜园，那里有淡黄的南瓜花在喝露水，丝瓜藤上爬满瓢虫，沿着巷子走上个200米，他就在那里，一间狭长幽暗的小屋，他就在那里做木头的称枰。
等到天黑的时候，他会为自己点一盏灯，在那里把细细的秤杆提起，一头压着河港的水声，一头压着小镇细碎的吃饭声。
他是个做称枰的手艺人，明天，总有人会从他这里取走新的称枰，他们会离开靖港，去集市卖菜，去村落收粮，他们很快乐地干着这些琐碎的小事情，卖粮人会和买主一起嘿哟嘿哟把新碾的大米抬上秤，拿到了钱就高兴地坐在地上擦汗，那些卖鸡的把鸡吊在秤在看它们扑腾，把秤尾好不容易压下去了，还揪着鸡冠子给顾客看，说这鸡都是吃稻谷长的，算是土鸡。想家的时候，晚上用一碟香干碰一碰想家的念头，甜时唱两句长沙腔，苦时花掉两个小钱，买酒，或者打牌，然后拉灯，叹口气睡觉。
这些人最后都成了异乡人，他们有的人不再被找得到，秋风起的时候，黄叶高高的卷一卷，去了。可他还在那里，房子他就搬过一次，现在这房子有20年，够老了吧？可他做称枰都60年了，就一直坐着，很少离开这方圆半里的地方，这个方圆半里的地方，就已经可以供给他所有的生活必要物资，而工具必须要去别的地方买，但一生只要买两次就够了，现在工具都泛起了油黑的光亮，那是岁月的包浆。
他的存在，是靖港的一个象征，靖港有好多这样神秘的窗户，里面藏着神秘的人物，他的窗户，就算是这个小小秤店的柜台。早晨起来，靖港人家的黑漆大门会一扇扇打开，大多数人家会先放出一群鸡，或者一只黑狗，然后有人在清晨的冷冽空气里大声咳嗽，拿出收音机放戏，烧了水去煮米粉吃。吕爹的事情，是要在洗漱之后把窗户打开，把那些大秤小秤，先吊在那里，标志出自己唯一的身份，好像别人看见。等太阳再大一点，他就坐在阳光里开始干活，他偶尔从柜台里面冷静地打量一下外面的世界，那短暂的交流只能看见外面的小，他又会低下头仔细琢磨他的木头，他的铁家伙。
很少有人进来和他说话，一般他们都会在外面，而对于我这个显得有些刻意的拜访者，他依然保持着对工作的专注，有时候会根本不理我。但我喜欢看他工作的样子，他反复地提起秤来看它的准度，眼神里有宗教的虔诚，假如那秤是对的他就会静止好长一阵，阳光把他轮廓勾勒得很清晰，他最后会盯着准星悄悄笑一下，然后舒上一口长气，心里有了无限的满足。他累的时候，就和我说说话，但手里的工具却没有被放下过，谈起做秤的事情，他的眼睛里永远有着喜悦的光芒。所以，在这里我开始称他为吕爹。
称枰不好做，是个真正的细活，我学了好多次，现在都还没有学会，它的繁琐程度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接受。但这还在其次，很多时候，做秤不是手艺的事情，是心的事情，心里想着的东西很重要，虽然做出来的是一个工具，但它从此就是一个标准，你控制了它，它再去控制一个无边的世界。手上会犯错误，但心可以去纠正它，细细的木杆前粗后细，最容易被刨折，一定要非常小心了。那个提着的铁家伙叫做吊比，得用手钻钻个小孔，才能把它按进去，那个孔极其难钻，做得手不顺的时候，就像秋天最后的鹧鸪，转了好多圈还找不着窝，弄不好杆子还得折了，一切又得从头来过。最后是那颗定盘的星，它是所有结构中最重要的，因为它控制着平衡。无论多大的称，只要那个星戥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秤算是成了，这是个了不得的大事情，何况自己做好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了不得的，一头挑起人间生计，一头挑起天地良心。
一个谦卑的物件，何以承担生活的粗砾与精巧？或许只有称枰可以承担。称枰，古时被称为衡器，再复杂的衡器，用的也是基本的杠杆原理，衡是一个动作，是吕爹的动作，当他盯着秤尾的起伏的时候，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责任。所谓的衡量衡量，也是从这里来的，世间万物都可以衡量的，这既可以是有形之物，也可以是无形之物，比如学问，也是可以拿来称一下的，古有王充《论衡》，现代有吴宓的《学衡》，看看它到底有多重。
小时候，我可不知道衡量是什么，妈妈牵着我上街去买新鲜的椿芽，那椿芽有沾着露水的醇香，是我童年美味的一部分，看着卖椿芽的大娘多放了几棵椿芽，称枰的尾巴高高地翘了起来，我高兴得恨不得马上抓了就走，妈妈从容付完钱，望着大娘微笑一下，说谢谢啦，大娘说明天还有新豆角类，你记得来咯。回来的时候，我高兴地把石板路一路踢得嗒嗒直响。我知道，妈妈今天遇到了好人，这一把，果真称重了不少。
我后来才明白，这个叫做笑脸称，对于那些小生意人来说，那个称枰不是光算钱的工具，它也是对人情远近的表达，多一把，少一把，高一寸，矮一寸，他们都会看着你的眼睛，并期待你也还以同样的微笑。后来，我们用上了电子秤，用上了冰冷的磅秤，那里面有科技的精确，却不再有温暖的模糊表达。我们都太忙，我们都匆匆地往前走，从而忘记了那些细小的衡量，我们不记得服务生递给我们水的温度，我们也看不见同事给文件上修改的一个小小的标点，我们忘记了那些小事情究竟该在生活里有怎样的分量，我们经常擦肩而过，看不见对方投来的温暖目光。
还是要多想一点吧，多想不一定累，少想肯定会错，我们不会忘记衡量那些重要的事情，却往往忘记了衡量起码的温暖。
所以，我愿意学习这基本的衡器，愿意把这小镇，当成自己心中的一颗定盘星，而这个小镇的准星就是吕爹。
吕爹的身世，是他一点一点给我讲出来的，13岁开始做称秤，学了三年才会做，一杆秤出去以后就是一个世界了，它可以被放上一棵白菜，也可以被放上一锭黄金，它假如错了那整个世界也会跟着错了，知道了这些，就可以出师了。称上有吊比，有毫子，有花栏，有刀子，每一个巧件，都可以算尽人心，所以做秤比学木匠学弹棉花都难。吕爹年轻时眼睛又深又亮，据说十三四岁眼睛鼓一鼓，牛虻子也数得到脚，半丈河水里的嫩子鱼也照得清，也是这个小镇的名人了。学到秤的筋道后，做秤的手艺给他带来了自信，比镇长更自信，别说百斤稻谷，千万人心也称得起，谁都会错，但吕爹的秤不会。
算到现在，吕爹刚好做了60年，小镇的60年像流水一样倾泻而过，吕爹做的称枰数也数不清，假如他做得不够小心，也许会做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早就应该烦了腻了。关于秤的事情，他有很经典的评论，他说：“错得毫，那就错得厘了，错得厘就错得分了，错得分就错得钱了，错得钱就错得斤，所以天天都怕失之毫厘。”
做他这个手艺的在以前就很少很少，靖港远近十里只有吕爹的枰，这个事实实在是太重要了，小小的秤杆一头是南北杂货须臾吞吐，一边是千万银钱瞬息万变，那些关于后来的计算，是生意人的事情，不是吕爹的事情，和他的关系并不大。吕爹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手艺人。吕爹总结说：“做手艺人发不得财，却也活得清。”
然而，所有的标准诞生之后，仍然是要被不断考验的，比如古人最早说的斤，指的是一个斧头的重量，这光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不是太重了点？所以以后就得不停地改，君王想多征税，那改下斤的定义是最有效的手段，一斤多几两，交的一斤谷子就比以前多了。重量有时候也会骗人的，一斤生铁就听起来比一斤棉花重一些，这些，就看你怎么去理解了。有一年，运动来了，沩水泛起桃花，报春的夹竹桃比任何一年都要开得早，火一样哔哔啪啪满园子燃烧，人心和以往不一样，眼睛也被浸得红了，小生意人拿秤的手开始要抖，因为连小生意也是做不得的，小镇里架起了高音喇叭，没日没夜地嘶吼。干部要吕爹连日赶做大秤，这都是给公家用的，个个都要100斤，棉花谷子大堆大堆往上搁，这些棉花谷子称好了就上船，顺水运到湘江去。而运过来的铁器大锤堆成了山，大家都说要干大事，不干插秧抓鱼这些小事了，都拿着家伙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有人去湖里挖泥，有人上堤筑坝，有人劈柴烧火，最后快成功了，所有人挤在一起，在堤下生了好大一堆火，火烧到了半空，他们一起唱歌一起喊号子，都说胜利了成功了，一边跳一边要把手在空气里抓点什么东西。吕爹也不晓得是什么胜利了什么成功了，只晓得村子里出现一个奇形怪状的大铁疙瘩，那个就是所谓的大事了。后来好长时间没有人来要他做秤，好多人家里有东西也不敢卖了，也不敢拿到食堂里吃，咸鱼被捂出了好长的霉。
来年，灾荒来了，黄蚂蚱飞满了天，又来了好多人，偷偷要他做小秤，四两的也有，一斤的也有，个个都肿起眼睛喊饿，那个小秤，只有药材铺子用得，只能秤很轻的东西，比如珍珠犀牛角之类，寻常人哪里用得。古时叫做戥子的小称，一个堂客的一餐饭也称不起，现在都要拿来称米称菜，那能称多少呢？好多人为了吃食打架。靖港的猪被送到城里，鱼被打光了，都说称不起笑脸称，一根豆角的人情都做不起，多出半两白鲢肉赶忙给崽伢子拿去烧汤喝。吕爹有点生气，说不如把10两改16两好了，这样能节省不少。古时一斤就是16两，人心做得细，后来看到粮食多了，才改成了10两，六几年都是瓜菜代，不如改回去咯，这样好歹能多吃上一点。吕爹现在还保存着两杆16两枰，16颗星数下来就是一斤。后来好像又有好多运动，吕爹都搞不清，他只认一个理：“只要粮食要收，人要吃饭，人要喝药，哪里会不做称？”
这是一些过去的事情，对于现在来说，终于无关紧要了。吕爹的秤是点亮时间的灯，他衡量到那么多的时光，很多都不太记得，那些似乎都于他有关，也好像无关，有时候他似乎能控制它，有时候又无法控制它。他的世界都在那些准星里了，他郑重地把它交给了别人，然后又关上自己的门，这是一个很固定的动作，但支起再多的时间，只需要一点点的固定就可以了。外面有人在打理抚乱的田埂，有人在和邻里争吵，那么复杂的世界，都需要他亲手刻下的准星来讲出个道理，至于别人会怎么去用他，他从来没有了解过，他坚信他准星的硬度，会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他是本分小心的手艺人，他端坐于时光之中，只要树荫和阳光还在，没有理由停下手里的事情，
又过了二十几年，突然县里有了好多大集，长沙听说也热闹得不得了，东西都很好卖，都在说繁荣了进步了，到处都是红火的买卖，当年为了吃食打架的人都后悔，好多人又来找吕爹做称枰。吕爹忙不过来，也招不到土地，因为做秤到底还是不挣钱的，他搬到了现在的这个屋子里，屋子是租的于老太的，从此以后，吕爹不但生意火了，还有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伴。我见过那个老太，于老太已经很老了，她有90多，住在里面的睡房里，她和外面的世界关系也不大，早上的时候，她自己搬个小板凳过来，看着吕爹做秤，然后等中午儿子送饭过来吃。她是看着吕爹长大的，也看着他一样变老，他们有时候就在这作坊里说话，说以前的靖港如何如何。于老太高兴的时候，会给吕爹念一段《杨家将》之类的老书，念得很认真，还会把头抬得很高，有时候又给他看孙子的作业本，吕爹就微笑着听着这些，偶尔想起他小时候那些被丢掉的书本，想起那些那些走掉的人，吕爹会偶尔叹一口气，然后继续干活。在我买下靖港宅子的后一年，于老太去世了，终年93岁，那些书本被她的孩子收起来了，这屋子只剩下吕爹一个人，柜子里还贴着一张奖状，那是于老太的孙子的。
于老太走了，她剩下了一个柜子和一个老床，还放下那屋子里，而这世界的生意还在轰轰烈烈地运转着，后来来了几个贼伢子要吕爹做黑心称，他们商量了半天，对吕爹说钱可以多出一些，但花栏要做重些，毫子做歪些，吕爹大吼一声：“称是良心，哪里偏得？”
到底偏不偏得？做秤的人有样东西永远用不着称，那就是砝码，吕爹就有，大的100斤，小的有一两，个个像判官一样黝黑扎实，吼完那一声，吕爹眼睛像十三四岁一样刷亮。这就是吕爹的尊严，把一把秤做得更细腻一些，把该说的话说得更响亮一些。
镇里终究是没有运动了，人人都有生计，有人用柳条穿鱼，有人囤好粮食过冬，有人用鞭子打牛，有人摘好菱角进城。
人散去了，吕爹越来越安静，这作坊的时光只属于他一个人，在他说出这些简单的经历的时候，小小的虻虫在房间里飞舞，铁挫子发散着幽暗的光，吕爹的眼睛像年轻时一样晶亮，像河边的卵石一样被磨得越小越亮，他和我说话时偶尔转动一下眼睛，就像沩水河上最早的春潮，那时候他还年轻。
吕爹是对的，心里多了一毫也是高了，心里偏了一厘也是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