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杜鲁门
哈里·杜鲁门对他与赫伯特·胡佛的首次白宫会晤有着美好的回忆。
时值1945年5月。那时，他才刚就任总统不到两个月。然而，就在德国5月7日宣布投降一个星期后，报纸就已经预警下一场灾难。在描述欧洲1亿平民所面临的巨大的饥荒问题时，《纽约时报》报道：“这将是史上最严重的粮食问题。”德国城外，难民成群结队，很多人甚至虚弱到走不了路；荷兰城内，人们煮汤充饥，靠去除了有毒部位的郁金香球茎勉强果腹。三分之一的比利时儿童得了结核病；四分之一的贝尔格莱德儿童在周岁前就夭折。
很多年后，杜鲁门回忆道：“我知道我当时得做些什么，我也知道我需要谁的帮助。”尽管胡佛以采矿工程师身份发家，但他的声望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伍德罗·威尔逊的食品管理局局长时获得的，他在饥荒中拯救了数以百万计人的性命。因此，杜鲁门邀请前总统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杜鲁门说：“总统先生，目前世界上饥民遍地，如果真有谁了解饥民情况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您。现在有充足的食物，但它们却没有出现在需要的地方。我现在想请您……”
当杜鲁门对口述历史学家默尔·米勒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就是在那个时刻，胡佛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他就坐在那儿，就好像您现在和我这样近，我看到大滴的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滑落。”杜鲁门说，他确信他知道是何原因。他告诉米勒：“这是13年中首次，首次有人关注他。”
一则很动人的故事，见证了现任总统的大度和前总统对于再次获得为国效命机会时的感恩。
然而，这个故事却粉饰了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
做总统需要迅速学会如何编造神话，很多这样的友谊都需要一种高贵品质，而在现实中往往缺失这种高贵品质。回忆能起那样的作用，杜鲁门写回忆录以及和米勒的谈话时，他和胡佛甚至已难以置信地成了兄弟。但是，回到1945年，当年他俩之间的关系绝非如此温暖。
不管这两人有多想见面，他们的首次会见差点就没戏了，因为他们都在怀疑彼此的动机。而且，在两人会见结束离开时，他们也没打消对彼此的疑虑。尽管胡佛很高兴再次回到了权力的殿堂，他还是认为这次会晤“纯粹是政治性的”，是精心设计的，用来展现杜鲁门无党派偏见；杜鲁门绝不会给共和党人在民主党政府中任职的任何机会。
“本次会晤不会有任何其他意义。”他在会议备忘录里下结论道。
然而，事实证明他的结论错了。
最被看不起的总统
杜鲁门没有解决难题的能力：他怀疑财富、特权以及俱乐部特有的安逸。他在密苏里的童年生活曾经很幸福，但因为他父亲在小麦期货上的豪赌而葬送；从18岁起，杜鲁门几乎就没有哪一天不在担心钱的问题。在通往白宫的道路上，他一开始只是《堪萨斯城星报》的邮件收发员，后来历经铁路计时员、银行职员、农民、士兵、杂货商，直至成为堪萨斯市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而在那里他还曾因为拒绝损公肥私而出名。当他在1940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他甚至穷得连写信向他的朋友借钱的邮票钱都出不起。他知道不得不睡在车里的滋味；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地方像家。
那么，他是如何和胡佛这样一个富有、遥远而真实的人，一个因不想在白宫被监听而经常和妻子用中文交谈的人建立关系的呢？在1945年杜鲁门入主白宫时，胡佛住在曼哈顿沃尔多夫塔楼酒店的套间里，每年光房费就高达32000美元，周边的邻居是像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科尔·波特和伊朗国王这般的人物，他们都有厨师随侍左右，而这些厨师即便是对鸡的烹调方法就多达71种。他的成功完全靠自己，他的居住条件如此优越，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其实他在孩童时期就已经从真实经历中体会过贫穷意味着什么。
然而，杜鲁门开始欣赏起胡佛的优点——那些被众人忽视的优点。杜鲁门在他的一份回忆录里写道，胡佛不是那种“口衔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弟，他父亲是爱荷华州西布兰奇市的铁匠，双亲在他9岁前就已去世，他和他的兄妹们被分别送给亲戚抚养”。
凭借自己的独立、聪明和决心，胡佛成功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地理学，毕业后从事矿业工作，作为工程师得以走遍全世界。一战时期，凭借超凡的组织能力和贵格会教徒的博爱，他得以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中担任公职。威尔逊让他负责粮食短缺问题；直到那时，战区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饿的问题还很普遍。杜鲁门说过：“胡佛拥有拯救数以百万计即将饿死的人口的能力和人文情怀。”比利时的街道将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芬兰，他的名字成了动词，意为“帮助”。美国两党在1920年都偏爱他成为总统候选人。那时候，一位年轻的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小伙子曾说过：“他绝对是个奇迹，我希望我们能让他成为总统。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哈佛大学教职工的投票结果显示，胡佛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比是2:1。
1928年，胡佛赢得了444张选举团票，真的成为了总统。他的荣誉中还多了一条，因为他在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中拯救了灾民。这让很多人都相信，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和组织能力，地球上没有什么问题他解决不了。他宣称，美国“史无前例般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救济院正从我们中间消失”。甚至在8个月后，当市场崩溃时，人们还在颂扬他对危机的处理。《纽约时报》断言：“处在他那个位置，没人还能比他做得更多，他的前任们很少有人能做这么多。”
4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竞选中大胜，除了6个州外全部获胜。历史称胡佛为“次品总统”，“跛脚鸭国会”考虑弹劾他，还有杀手试图刺杀他。人们指控“伟大的人道主义家”赫伯特·胡佛无视子民的痛苦，麻木冷漠，在白宫玫瑰花园用嫩牛排喂狗，却让有尊严的人靠在街角卖水果为生。华盛顿的游行抗议者喊道：“我们将把赫伯特·胡佛吊死在烂苹果树上。”
这一切怎么会变得如此天壤之别？有很多理论解释过，但是对我们而言，杜鲁门的观点最有道理。“我认为，他和他的政府因为别人的错误而遭到了指责。”他当时稳坐总统之位，也不必在他的竞选演讲中唤起人们对“胡佛大萧条”的回忆。杜鲁门说，胡佛那么轻而易举入主白宫，这就让他有先天不足。他曾经唯一担任过的政府职位是商务部长，他从未竞选过国会议员，甚至从未竞选过州长，他在1928年对他的顾问们说“我不会去讨好任何人的。” 杜鲁门说，他缺少对草根族的关爱，“根本不能真正理解……美国人民的需求。”
或者说，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至少是那样的，而罗斯福则竭尽所能加深人们对他的这一印象。从总统大选日结束到罗斯福3月份就职期间，国家银行在风雨中飘摇。胡佛试图说服他的继任者和他一起行动，尽管行动方式可能会影响罗斯福自己的议程。罗斯福拒绝了提案。
杜鲁门总结说：“我想，这也是因为他的自负才阻止了他（罗斯福）听取别人的建议。总统竞选非常艰难，很多人把大萧条怪罪在胡佛头上，就好像萧条完全是由他引起的似的。他们将贫民窟称为‘胡佛村’，将空空如也的衣袋称为‘胡佛旗’……罗斯福认为他在任何方面都比胡佛聪明，当他建议关闭银行时，胡佛都不知道不明白他在说啥。但是，关闭银行是必不可少的。”
罗斯福的拒绝确保了他将在彻底绝望的气氛中就职，也将胡佛锁定为史上最为人们所憎恨的总统。有谣言称，他在试图搭乘金融家安德鲁·梅隆的船逃往国外时被逮捕，潜逃时携带着价值2000亿美元的黄金。当股票市场回升时，戏剧家们甚至戏问：“胡佛死了没？”
罗斯福没出过一份力去转移人们对他的前任总统的责备，事实上，他还努力诋毁其名誉，从而为自己的成功铺路。罗斯福上任的第一个春天，内政部长哈罗德·伊科斯下令将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边界的大坝改名。这座大坝在胡佛担任商务部长时就开工了，在政府的众多财政预算案中称为“胡佛大坝”，改名后称为“巨石水坝”；1935年该大坝竣工时，甚至连竣工典礼都没有邀请胡佛参加。胡佛的纳税申报单被审计；胡佛生日时，白宫总统办公室也从来不给他致生日问候。
胡佛自己的政党也假装胡佛这个人不存在；1940年选战中，康涅狄格州共和党人不准胡佛出现在自己的州，因为他的露面将成为“毒药”。杜鲁门曾说：“为什么人们会那么长时间忽略赫伯特·胡佛的存在，我将永远理解不了这一点。他理应获得自己政党更好的对待。”
珍珠港事件后，胡佛讲话声援罗斯福的决定，并主动提出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比利时、挪威、波兰、荷兰和芬兰都想获得胡佛的帮助；国会也向他咨询建议。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几度尝试，想让罗斯福打电话给胡佛。但是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拒绝了胡佛为被占领国筹备粮食的好意，认为这将会帮了希特勒的忙，因为这将让希特勒不必承担供养他的占领国的义务。胡佛有时会被人嘲笑成一位亲德国的孤立主义者。杜鲁门对朋友说：“罗斯福忍受不了胡佛，胡佛也恨罗斯福。”对民主党而言，如果让胡佛参与人道主义任务，就将意味着民主党赦免掉了他们曾拥有的最有用的替罪羊。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曾向罗斯福建议请求胡佛的帮助，罗斯福听到后说：“我不是耶稣基督，我才不会让他死而复生的。”
罗斯福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允许胡佛和多位内阁成员近距离开会，会后由内阁成员向其汇报会议情况。《新闻周刊》怀疑所有白宫提案的真实性，理由是“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哪届政府会如此这般丑化胡佛这位总统”。
1944年民主党大会上，时任参议员的杜鲁门星途飙升，成为了罗斯福的竞选伙伴，胡佛仍然是他们的敌人。一位“新政”拥护者说道，总统候选人“认为赫伯特·胡佛是他们最理想的竞选对手。我们应该永远感谢赫伯特·胡佛，他已经连续12年成为我们获胜的法宝了”。
但是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突然发现，他自己成了胡佛之前的那个办公室的主人，他对待他的共和党前任总统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尽管他骨子里还是民主党人，杜鲁门不想把任何决定都看成是政治算盘。不管是杜鲁门还是胡佛，他们都没有罗斯福那样的天赋，把政治变为伟大的做秀，也没有罗斯福人性中的敏感神经，也没有罗斯福的勇气，让自己成为总统形象的象征，而不只是当总统而已。胡佛是当时世上仅存的曾在危机中坐过那把交椅的人，也将永远被人们拿来和“圣人”罗斯福进行比较。因此，当杜鲁门发现自己面临着欧洲食物危机的时候，他并不反感在1945年春天邀请胡佛回到白宫的这个想法。
杜鲁门对那次会晤过程的回忆很生动，也具有选择性，这正如他对胡佛在此次会晤上表现出的风度。他回忆，那天早上，他在报纸上读到胡佛回到了华盛顿住在海尔索姆酒店的消息。于是，他拿起白宫总统办公室的电话并让他的接线员帮他接通了酒店的电话。接线员被总统亲自打电话这个做法震惊了，但电话那头的另一个人要更为震惊。
“您好，是总统先生吗？”杜鲁门问道。
“您是哪位？”
“我是哈里·杜鲁门，”他说，“我听说您在城里，总统先生。我打电话是想问问您是否愿意到白宫来一趟看看您的老家。”
直至此刻，自1933年罗斯福上任以来，胡佛还从没迈进过白宫一步。
杜鲁门回忆：“胡佛大吃一惊。”
“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还要说些啥。”
杜鲁门对胡佛说他想和他谈一下，甚至想亲自到酒店看望他。
“我可不能让您跑一趟，总统先生。还是我去您那吧。”
“我猜您就会这么说，”杜鲁门回答。“我已经派了辆车去接您，已经在路上了。”
这又是个有关思想碰撞的美好故事；但历史记录再一次说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总统之间的会晤从未那样容易就发生过，尤其是这种会晤自罗斯福时代就已成为了过去，而且多数白宫官员也反对这么做。胡佛就算是要到白宫总统办公室附近走一遭，他也得通过多位中间人斡旋及细致准备才能成行。他知道他在周边还有敌人。如果杜鲁门只是突发奇想地拿起电话并邀请他去白宫的话，《纽约时报》又怎么能赶在第二天一早的报纸上就对此次会晤做了报道？
事情的真实经过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胡佛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迫切地想让自己派上用场。他只是有几个条件，因为他知道，他轻易就会被罗斯福的卫队阻止，而他本身也有些积怨。他整个春天都在努力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帮助领导了一次全国性的行动，筹集了重达1.5亿磅的衣服。他抨击一年前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无能；如果这个机构不能给濒临饿死的孩子们带去食物，那就让陆军部接管。他一次又一次警告大家：“饥荒危机的时钟现在已指向11点59分了。”除了纯粹的人道主义担心外，美国军队的安全和对秩序的需求都要求给越来越绝望的人们搞到食物。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的那天，胡佛给杜鲁门发了封电报，报文说：“所有美国人都盼您有力量战胜巨大考验，您有权获得一切服务来帮助国家。”
当然，这也包括他能提供的服务。杜鲁门敷衍似地感谢了这份良好祝愿，但回信的纸条上字迹潦草：“我向您保证，我将随时请求您的帮助。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这就是胡佛一直在等的开端。他对他的一位朋友说：“既然华盛顿的态度有所改变，我可能需要经常动动身了。”他的希望被释放出来。他沉思着说，如果杜鲁门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取代年老的亨利·史汀生的话，这个职位将让他完美地把救助物资送到那些需要的地方。
共和党国会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访问了欧洲，她被当地的惨象惊呆了，要求任命“超级胡佛”那样的人来协调救济。有这种想法的不止她一个。5月上旬，史汀生自己就在扮演斡旋的角色。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史汀生担任过胡佛政府的国务卿，还担任过塔夫脱政府、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的陆军部长，他在华盛顿可谓绝对的大人物，也是完美的总统“后门”。他悄悄地敦促杜鲁门，是时候打电话给胡佛了。在他的日记里，他写道，总统很“诚恳地默许了”这个想法，并且让它听起来像是他期望胡佛从今以后能随时过来似的。
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邀请。朋友们催促胡佛再次主动提供帮助。午饭后，伯纳德·巴鲁克也敦促他再次致电杜鲁门。胡佛回忆：“已经是第4次了，我不得不说明我不会去华盛顿，除非受到总统的直接邀请。”朋友们一直对他说，如果他出现在白宫的话，他将受到热情的接待，并被任命“去欧洲执行大任务”。但是胡佛相信，他们是在耍手段，不让官方主动提出邀请，从而不冒犯“左翼人士”。前总统这样总结，如果杜鲁门需要他的建议，他能自己提出来，“由于华盛顿小团体的卑鄙和恶毒……我想对他们说，让他们全部见鬼去吧。”
于是在5月13日，史汀生邀请胡佛星期天到他长岛的家中午餐。胡佛的密友埃德加·理查德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这件事“很机密”。胡佛没有隐藏他的骄傲和怨恨。这些年来，民主党一直在压迫他。如果杜鲁门想修复关系的话，他得行之得当。但是他的态度在软化；胡佛对杜鲁门的执政风格印象深刻，他告诉理查德，他认为杜鲁门将成为一位好总统，“尽管他是民主党人”。
但是，那周晚些时候，当史汀生提议胡佛到华盛顿去拜访他和一些助手，从而探讨欧洲局势的时候，胡佛犹豫了。老朋友间非正式的午餐是一回事，但这个会议听起来太官方，而且胡佛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削尖了脑袋想挤进那个圈子。史汀生说，他在“小题大做”。但是，胡佛一直听说总统身边的人说杜鲁门不想和胡佛扯上一点关系。据报道，罗斯福的拥护者、白宫发言人史蒂夫·厄尔曾说过：“如果胡佛想要得到任何东西，他得跪下来乞求。”
这将成为俱乐部的难题：你如何操纵那些总想着把总统们分开的顾问们？胡佛知道如何打通白宫门路，知道当一位总统想向他的助手们寻求建议时会发生什么。他能获得真正的内部意见的唯一方法就是杜鲁门自己这么要求。
也正是在5月24日，杜鲁门亲自在白宫的信纸上写了封信：
我亲爱的总统先生：
如您在华盛顿的话，我将很高兴和您谈谈欧洲食物危机。
我也将很高兴结识您。
谨启！
哈里·杜鲁门
那种姿态将要求杜鲁门做一些工作。杜鲁门说，罗斯福的拥护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领导，他们现在垂头丧气”。他们在仔细瞧着，刷新着杜鲁门对罗斯福规则的违反记录，为胡佛恢复名誉是罪大恶极的事。杜鲁门等着他的幕僚第二天早上爆出这个新闻。正如其助手埃本·艾尔斯回忆的，“总统说，他想告诉我们他自己昨天晚上做的事情——而我们听了后都将会向他丢砖头。”
胡佛立刻回了信，会议定在5月28日；他的朋友理查德注意到，胡佛对受到邀请感到“兴高采烈”。访问当天早上的社论中，《纽约时报》庆祝了当代总统俱乐部的成立：一次峰会“让这两个人互相协作，将比美国的任何两个人能更有效地减轻一亿人的苦难……胡佛先生的建议一直在那里，但却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垂询”。
胡佛稍微有点早到了，再次看到和感受那很久未见的大厅。他向那些在他任上就已经在那工作的员工问好。然后他在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问候了杜鲁门。他对会议的记忆不像杜鲁门后来的回忆那样丰富。
胡佛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像拆卸钟表，他向总统谈了他对食品危机的感受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法。接下来至丰收的3个月是关键：要避免灾难，每个月需要100万吨的小麦。他提醒杜鲁门，当威尔逊让他负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救济工作时，他有权力减少繁文缛节，也能让“四巨头”在巴黎和谈，从而扫清他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在接下来的90天里……除了军队，没有任何机构能免除官样文章这个难题。”他强调了战略上的迫切性以及人道主义上的迫切性。他对杜鲁门说：“最低限度生活费意味着饥饿，而饥饿意味着会滋生共产主义。”
胡佛在家里时说过，杜鲁门应该成立一个与战争理事会平等的经济机构来战胜官僚主义，制定政策并减轻杜鲁门身上的担子。而且农业部长需要更大的权力来决定如何种植和分配食物。
他们谈论了日本问题，以及如何获得和平；他们讨论了与苏联开战的风险。杜鲁门问胡佛是否能将他的想法写个备忘录给他。
会议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这点值得注意，要知道杜鲁门是很吝啬他的时间的，他缩短了内阁会议一半的时间，并且将大部分的访客时间限制在15分钟内。当他们谈完后，杜鲁门回忆，他邀请胡佛，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白宫过夜；胡佛对他表示感谢，但是他说他更想住在酒店里。杜鲁门后来写道：“如果我处在他那位置的话，我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但是他又补充说，他确保，不管胡佛什么时候来华盛顿，他都将受到最好的接待。
记者们急于向胡佛打听所发生的一切。他站在那里，再次站在摄像头前，媒体都想知道他想对再次回到行动中心说些什么。胡佛等这个时刻已经等了很久了。但是，这位前总统用一种奠定总统俱乐部首条原则的姿态没有发言，让他的继任者传达信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有权宣布他可能对访客说过的任何事或访客对他说的任何事。”
杜鲁门确实获得了政治利益。《时代》周刊报道，胡佛的访问，“既聪明又大方。通过关键一击，他赢得了共和党人的一片掌声，而且很明显地提醒了全国，现在迫切需要为欧洲提供食物。”胡佛怀疑，这次努力的表面文章要比实质内容更重要。他在自己的记录里总结说，杜鲁门“只是想给全国留下一种充满善意的印象”。
回到沃尔多夫酒店后，胡佛开始写他答应杜鲁门的会议备忘录。他仍然对白宫警卫持怀疑态度，于是他通过杜鲁门的新任白宫发言人查理·罗斯将备忘录交给杜鲁门。另外他还写了份便笺：“我现在给您送去这封信，但我不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下，这些东西要经过几手才能到达您的手中。”罗斯确保杜鲁门收到了备忘录，然后总统将备忘录传递给了他的内阁，并且让国务院分析关于日本的和平提案。他授予军方很大的权力处理救济工作，为他和胡佛在接下来的一年要做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访问过去一周后，胡佛公开感谢总统做了一份“令人钦佩”的工作。
但是，正是杜鲁门从会议上采纳的建议满足了总统职位的不寻常需求。3天前，在他的日记里，他记录了此次会议，他没对食物救济、日本问题或其他事情多说什么，除了说了句讨论很“愉快和有建设性”。
让他感受深刻的是，“美国这两位总统对所面临的困难”的共同理解。
杜鲁门曾对他的母亲说过，在华盛顿这个舞台上，每寸土地上的歌唱家的数量都要超过全国所有歌剧公司加起来的歌唱家总数。胡佛对此也有所了解。
“我们讨论了我们的主要问题，并且想知道是什么造就了它们。有人在尊严和特权上遇到麻烦了。当一个人与总统的关系很近时，那就糟糕透了。他身上会发生一些事情。”这甚至对杜鲁门的老参议员朋友们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过来聊天喝酒，然后回去就对记者们夸夸其谈自己是怎样帮助哈里拯救了世界。“那种公众情结很糟糕，很少有人能摆脱它。当那些没有啥缺点的人过来时，我会努力抓住他。”
那天晚上，总统脑子里还想着什么？整个世界都压在他身上时，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公众的人物，他感受到了那种特有的孤独。那天早上，他步行穿过大街到圣约翰教堂，并钻进最后一排座位。他认为教堂里能认出他的人不超过6位。他在日记里写道：“当家人离开时，我总是感到很孤独，没有人再关心我戴什么领带，理什么发型，穿什么鞋和衣服。”
在他致胡佛的感谢信中，杜鲁门加了个后记：“我很感谢您能来看我。这让我倍受鼓舞。”
拯救世界的委员会
两个月后，杜鲁门亲自视察战区，去了解事情到底有多糟糕。1945年8月，去柏林城外参加波茨坦会议时，他乘车穿越整个城市，城里遍地是病人，四肢不全，充满绝望。正如历史学家大卫·麦库卢所说，所有战时总统中，不管是林肯、威尔逊还是罗斯福，他们都不曾看到过杜鲁门看到的情形。用总统自己的话来说，柏林成了“十足的废墟”。人们脸上那木然的表情萦绕在人心头。
接下来的几周，事情变得更糟了；太多的欧洲农民已经被征兵入伍，太多的肥料已经被改制成炸药，太多的农场机器厂已经被改造成弹药生产厂。到9月时，农作物收成不好已经成定局，饥饿的威胁越来越大。尽管签署了国际协议，但苏联对待协议条款似乎很随意，他们已经在一个接一个地吞噬那些被削弱的国家。
同时，美国工人也不安宁，房屋短缺问题明显，杜鲁门的内阁有点难以驾驭。杜鲁门发表了一份16000字的咨文，描述了他在医疗保险、住房、教育、失业和最低工资方面的目标。这些目标让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感到愤怒。国会中很多人震惊地发现：哈里·杜鲁门竟是位自由派人士。
胡佛和杜鲁门继续联系着，前总统密切关注着各方利益博弈，他对一位朋友说：“杜鲁门没有他前任的那种熟练的政治手腕和收买政要的能力。”胡佛会同情别人；在其总统任期期间，他成功分化了共和党国会，甚至他自己的一位专栏作家好友都称他为“世界上最左翼的总统”。
杜鲁门并不是很愉快。圣诞节时，他和贝丝回到密苏里州的家里，但是圣诞过得并不是很好。过了几天，回到白宫后，他给贝丝写了封古怪的信，写好后并没有寄出去，而是很明智地把信锁进了抽屉。信上说：“我现在身陷白宫这个巨大的白色坟墓中，这里充斥着抱负和荣誉。”贝丝近来一直不很支持他。他的信听起来有点沮丧。“没有谁像我现在这样需要帮助和支持。如果我能利用我们国家最好的人才，再加上我家人的一点帮助，我将能完成任务。”
对于解决他眼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最好的人才恰恰就是赫伯特·胡佛。几天后，1946年1月4日，新任英国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发电报给杜鲁门警告说，食品危机恐慌蔓延，重建工作举步维艰。欧洲的小麦和亚洲的水稻供应量低于预期；在荷兰水坝被毁的区域，大部分已被洪水淹没。德国汉堡爆发了食物骚乱，洗劫了意大利西西里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人不得不靠吃橡树叶子度日。旱灾和蝗灾让非洲和印度粮食大幅减产，甚至加拿大的小麦产量也下降了25%。杜鲁门说，艾德礼“请求我采取积极的行动”。
农业部长克林顿·安德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他在内阁会议中宣称，不管美国的农民能生产多少小麦，都不足以兑现美国对海外国家的承诺。他打电话给胡佛，胡佛既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也知道杜鲁门处理问题能力上的局限性：在1946年冬天，让美国人减少自己的粮食消费来增加食品出口，这个时机很不适宜。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感觉自我牺牲不再是为国家服务，更像是痛苦。人们排队购买糖、长袜和洗衣机；由于战时物价控制逐渐变松，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通货膨胀的风险在提升。
但是胡佛不相信定量配给和政府管制。他宣扬自愿主义：很多人还记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出来的领导力，“胡佛式政府公关”，1917年胡佛担任威尔逊政府的粮食大臣时组织过“周三不吃小麦，周一不吃肉”的活动，以此节约粮食出口国外。胡佛向安德森提建议，请他劝服总统发起这项节约资源的计划，杜鲁门立即这么做了。2月6日，杜鲁门列出了9点紧急粮食计划，包括减少美国威士忌和其他以粮食为原料的酒的产量，限制使用粮食喂养牲畜，从小麦中提取更多面粉，并让面包更灰些。
杜鲁门的广播讲话犹如雷鸣。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养活全世界的任务现在落到他们的肩上了，但是大多数人还认为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份漂亮的工作。现在，没有明显地削减粮食消费来增加出口量，欧洲正面临着灾难。1亿欧洲人民度日如年，每天的食物量不足一般美国人一半。杜鲁门说：“现在与任何战争岁月相比，由于缺乏食物，更多的人面临挨饿甚至饿死的危险，或许人数要超过所有战争时期的总和。”
胡佛立即做出了贡献。他从沃尔多夫酒店的房间里发出一份声明，警告人们眼前所面临的“严峻的工作”，敦促美国人支持他们的总统。但杜鲁门需要的不仅仅是鼓励。2月，当安德森追踪到胡佛在哪的时候，胡佛正在佛罗里达州钓鱼。胡佛是否会愿意立即前往华盛顿主持紧急市民委员会，来增强人们的意识和促进粮食节约行动呢？他们愿意派架专机，不管是陆用还是水陆两栖的，去请他回来。
其中有些奉承话：据安德森说，胡佛在去年夏天就给了他最好的建议，而且他警告过的所有事情都已经成为事实。为了不让胡佛怀疑这是个陷阱，安德森提前向他保证说，这“不是炒作的政治安排”。
胡佛回了封电报，说他愿意提供帮助，而不是浪费他的时间。他认为市民委员会能力有限：他在去年5月就跟杜鲁门说过，所有的粮食管制应该由农业部长负责。胡佛向安德森抱怨说：“有人告诉我华盛顿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应该这么做了。”然后他指导安德森实施下面的方案，包括：需要对粮食需求量和富余粮食量进行全球评估，需要执行全国节约计划，需要协调整个食品行业。安德森仔细聆听，杜鲁门遵照建议逐条实施。
第二天，即1946年2月27日，杜鲁门给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几位先生和女士发了电报，包括：《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华盛顿邮报》出版商尤金·迈耶、民意测验专家乔治·盖洛普、美国通用食品公司董事长、美国商会会长和妇女投票者联盟主席。
杜鲁门写道：“我现在请您和其他几位具有公益精神的市民3月1日周五下午三点到白宫东翼开会。”电报上还加了点甜头：“前总统胡佛已经接受了我的邀请并将出席会议。我希望获得您的支持。”杜鲁门不在乎有人反对他会晤“那个可鄙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会议是“自我就任总统以来，我认为，在白宫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
在整个委员会聚齐前，胡佛就提前到达了白宫。他先跟杜鲁门私下进行了交流。他们谈论了安德森评估的粮食供需之间的差距。胡佛认为评估的数据“惊人的不符，因为如果数据是正确的，世界将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他们的最大希望是最大限度减少人口死亡。杜鲁门对胡佛说：“我有份工作需要交给您，除了您，本国没有谁还能完成。”他们需要将粮食从拥有粮食的人的手中转移到需要粮食的人的手中，并且还要生产出额外的1100万吨谷物弥合供需差距。杜鲁门说：“如何供养国家和人民，您是这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人。”他说，请搭我的飞机，挑选工作人员，不管您需要多少时间，请调查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
胡佛后来回忆这个请求时说：“我勉强答应了请求，因为我已经71岁了，我的时间本来是用在打理家乡的几个教育、科学和慈善机构的。”但是，尽管胡佛经常胆怯，但他却很少谦虚，他不认为还有其他人能承担此重担。一些有身份的人需要和最高领导会见，面对面会见，并且和当地人和媒体交流。还有谁能比一位曾经战胜过饥荒的前总统更合适呢？
那天晚些时候，当委员会全体人员和杜鲁门、胡佛还有主要的内阁成员开会时，会议要求削减25%的小麦消费，降低超额消费，直至欧洲获得粮食丰收。休会时胡佛说：“文明的命运将依赖于未来4个月美国人民是否愿意做出牺牲，是否愿意将世界从纷乱中拯救出来。”他再次强调需要设中央粮食大臣，消除瓶颈和终止将宝贵的粮食喂养牲畜，而不是供应给饥民。但是，再一次地，他尊重杜鲁门的总统特权。当记者问他怎样才得以将自己那设置粮食大臣的想法灌输给杜鲁门时，他拒绝回答说：“不公布我对总统的说话内容，这已是我的惯例。”所有人听到此话都笑了。
胡佛和杜鲁门在白宫会见4天后，杜鲁门和温斯顿·丘吉尔回到了他的老家密苏里州。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县的演讲动摇了战后和平的基石。他也警告了欧洲的局势：“没有人能想象出那种‘无边无际的人类痛苦’。”但是，饥饿并不是唯一的威胁。丘吉尔警告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市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市，一张铁幕已经从欧洲大陆落下。”可以肯定的是，民众很绝望，秩序已完全破裂，为了不让苏联的影响力因此而增强，这种决心才是胡佛使命的基础。
供养他们很重要，赢得他们的忠诚更重要。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尖锐的社论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自欧洲胜利日和对日战争胜利日以来，美国在海外受欢迎的程度已经有所降低。想到我们能通过友好的行为恢复这种欢迎度，这让人很愉快。”胡佛的旅途能实现很多有用的目的。《纽约时报》说：“如果美国方式能明显解除饥饿危机的话，它将比其他方式更有优势。胡佛先生再次重操他很久以前的旧业，这是美国主义的完美论据。”
赫伯特·胡佛已成为杜鲁门在“冷战”中的第一武器。
5000英里使命
在出发之前，胡佛发表了一次全国广播讲话，呼吁美国人在道德上帮助应对这种处境。5亿人处于危险之中，现有的富余粮食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创造性和节约将解决另一半。胡佛说：“如果你的邻居正在挨饿，你将给他们提供粮食，对于那些无助的妇女和儿童，你是否能把其中一位想象成你餐桌上的一位看不见的客人呢？”
一个星期的磋商后，3月17日星期天，胡佛和他的团队从拉瓜迪亚机场搭乘绰号“忠实的牛”的军用C-54飞机出发了，那驾飞机之所以有这个绰号，因为它在起飞和降落时会发出哞哞牛叫似的噪声。这次旅程将在5天内访问22个国家。在接下来几周中所见到的景象让他多年难以忘怀。在华沙，十间房子有九间被摧毁，他注意到“城市中充满复仇的恐惧。”他参观了贫民窟、施粥场和孤儿院；他听到一位妇女对他说“我们厌倦了死亡”。当这个团队去罗马号召人们提供帮助时，其中一名成员注意到，即使是最奢侈的酒店菜单也“只够一只金丝雀享用”。
收集数据，然后将其整合，再用来提高能获得的粮食的供应量，并将其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是最大的难题。在挪威，胡佛得知有20万吨富余的鱼，但如果有更多的盐来保存这些鱼的话，这个数量还可以翻番；于是他安排美国在德国的官员去弄所需要的食盐。
财政部长约翰·施奈德在回忆胡佛的行动时说：“他找到了大量储存的粮食和黑市上的粮食源。如果没有他对社区的知识、背景、了解和熟悉的话，我们很可能对其一无所知。他的经验和身份对我们很有用，因为我们知道了市民和政府过去玩的把戏。”
杜鲁门渐渐意识到胡佛不仅仅是有用的海外替身。如果使用得当的话，胡佛能在国内给他帮上更大忙。当胡佛在4月中旬前往开罗时，杜鲁门和安德森还有饥荒紧急委员会主席切斯特·戴维斯共进午餐，他们决定召胡佛回国发表演讲，强化人们的意识。总统在第二天发了封电报。“紧急需要您回国一趟，告知公众您在访问中所发现的情况，以此促进赈灾工作。”
胡佛坚决反对。一方面，如果他推迟行程，印度、中国和日本人民将很失望，影响美国的友好形象。他提议做更激进和史无前例的事：总统俱乐部首次广播。广播中，面临众多国内压力的现任总统要求前总统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并加强自己的影响力。于是，他们准备了一份联合宣言，并于4月19日晚在四大广播电台由白宫的杜鲁门和埃及的胡佛先后公布。
杜鲁门先开口。他说，胡佛从前线发回的报告“一次次地让人更加理解那边人民所面临的绝境……如果我们不少吃点，数百万人肯定将死去”。他请求美国人一周两天为欧洲人“苦行”节食。他默认自愿式节约行动不足以解决问题，于是加强了行动力度。那个晚上，安德森宣布减少面包店的小麦用量、政府大量采购燕麦供出口，并为5月25日出口的每蒲式耳小麦多提供30美分奖励。
接下来是胡佛发言。相比杜鲁门的务实，胡佛更有说教味道，寻找那些能打动人心的话语。尽管多年来他一直在敲警钟，胡佛第一次感觉到，这一回人们将真的用心听他讲话。几千万人收听了广播，这也是自离开白宫后，迄今为止胡佛首次拥有这么多听众。他强调了战略上的势在必行和个人应尽的责任。他说：“拯救这些人的生命不仅仅是世界复苏的必要条件，也是世界道德和精神重建的一部分。”
至此，胡佛的角色就不仅仅是杜鲁门的大使和代理人了；他是杜鲁门的海外情报员和国内的公共关系管理人。几天后，他警告杜鲁门多个欧洲国家可能会“非常积极地渲染”指责美国没能完成供粮任务。他引用了英国《笨拙》杂志上的一幅指责美国贪婪和自私的漫画。杜鲁门回了封绝密电报，感谢胡佛的足智多谋，以及他的所有努力，让美国获得了信誉。杜鲁门写道：“在这次非常危险的旅程中，我深深理解您所做出的个人牺牲和承担的风险，您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将对本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宣扬奉献精神
当两位总统再次见面，也是年内的第4次见面时，他们考虑的就不只是饥饿问题了。他们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苏联问题。杜鲁门抱怨和苏联人打交道很困难。胡佛在他的笔记里记录说：“我对他说，只有一个方法对待现在这群俄罗斯人，那就是要有种好斗的精神。”那是他们能听懂的唯一语言。胡佛甚至还为杜鲁门起草了一封电报发给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敦促其增加对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粮食援助，帮助他们度过危机。
然后，胡佛回到广播前发表了一次激情演讲，这次演讲和他做总统时不一样。“《启示录》里的四骑士中，那个叫作战争的骑士已经消失了——至少是会消失一阵子，但是饥荒、瘟疫和死亡仍然在冲击着世界。饥饿就像是如影随形的访客。它一日三次坐在焦虑的母亲身旁。它不仅仅带来痛苦和悲伤，还带来担心和恐惧。它让政府混乱而无力，甚至导致其垮台。它比军队还要有破坏性，不仅仅破坏人类的生命，还破坏人类的道德。在它的侵略下，生存的价值消逝，文明的成果破碎。”
还有一次机会转危为安：但是那需要让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扩大粮食出口。那不仅仅需要和阿根廷新任总统胡安·贝隆进行微妙的外交，杜鲁门、胡佛和美国国务院间也需要斡旋。
关于派胡佛出使拉丁美洲这个想法，安德森警告杜鲁门，“国务院将抗议”。职业外交家们都不怎么欢迎业余外交家，哪怕他们曾担任过总统。杜鲁门对此回应道：“我们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我会立即宣布这个决定。”美国曾想尽办法阻止贝隆上任，结果让美国和阿根廷的关系搞得很僵。胡佛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那种努力可能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但是赌注真的很高，再加上100万吨粮食，这赌注不容不尝试一把。
这就是胡佛答应杜鲁门的第二个使命，时间是1946年6月。这次旅程并不愉快，要在25天内访问11个国家。在委内瑞拉，他栽倒在浴缸里，还摔断了几根肋骨。在阿根廷，他出席了一场国宴，在219名客人中席位设在第196位。但是，“我下定决心，如果我能弄到那160万吨粮食……哪怕是啃阿根廷的泥土也罢。”
当胡佛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贝隆已经连续48个小时在办公。在阿根廷总统大选中，有人掀起了反对贝隆的“全面战争”，而美国大使馆期间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反对派总部的角色。美国大使使出浑身解数拖延胡佛与贝隆见面。但是，墨西哥大使做出了贡献，而且教皇也已经事先做了工作。胡佛和贝隆开了两次会，贝隆“非常诚恳”，他甚至将自己大选中所取得胜利归功于美国的反对。他对胡佛说，这让他得以号召国民“与北方巨人战斗”。胡佛说，贝隆的夫人伊娃具有埃莉诺·罗斯福夫人的智慧以及海蒂·拉玛的容貌。
贝隆抱怨说，即使战争已经结束10个月了，美国还没有停止它对阿根廷的战时贸易限制，这让阿根廷失业率上升。此外，阿根廷的黄金储备仍然冻结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里。胡佛对此是否能做些什么？
贝隆补充说，他的战争不是针对欧洲人民，并且他也发布了行政命令，要在几周内释放更多的粮食储备。胡佛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一回到华盛顿就和杜鲁门碰了面，告诉他阿根廷黄金冻结和贸易限制这些事。正如胡佛的回忆，杜鲁门说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抓起了电话就打给国务院。
胡佛回忆：“我只听到对话一方的话，但那就够了。”总统命令撤销贸易壁垒和释放阿根廷黄金。胡佛问杜鲁门是否可以让贝隆知道这件事，“这样可以让美国和阿根廷的关系不那么紧张。杜鲁门先生同意了，于是我给贝隆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
在几乎一年中，杜鲁门和胡佛从完全的陌生人和政敌变成了好伙伴，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相互信任，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都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冲破了繁文缛节，击垮了官僚作风，讨好了独裁者，搬开了一两座大山。杜鲁门总统任期的第一年赌注很高，是胡佛确保了他的胜利。到那个月的月底，杜鲁门可以宣布，美国已经提供了550万吨粮食，兑现了美国做出的承诺，并避免了人道主义灾难。
胡佛对他的朋友说：“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因疲倦而向我抗议，我要离开去休息一会儿了。”
那年即将结束时，杜鲁门私下里写信给胡佛说：“您真正服务了全人类。”现在，这两位总统已经与共同的敌人进行了足够多的战斗，为他们间的那种友谊播下了种子。“我知道，在将来任何时候，如果我需要您的帮助时，我都可以指望上您。”杜鲁门如此写道。